救急难：让穷困者求助有门 试点不过半年 效果即已凸显
“没想到，一个电话，救了我，也救了我全家！”2月1日，扬州开发区八里镇八南村村民沈仁亮领到了市里的“救急难”资助金。
沈仁亮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不幸的是，一场交通事故导致他胰脏破裂，看病花了70多万元。虽然医保报销一部分，个人还要承担40多万，原本幸福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今年1月，沈仁亮的妻子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打市里新开通的“救急难”热线87995995。民政部门很快启动急难救助程序，帮助沈仁亮解决了生活困难以及后续治疗的费用。
沈仁亮能得到及时救助，受益于我省去年7月开始试点的“救急难”。从去年底开始，“救急难”已在全省制度化推开。
今年1月30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时表示，今年民政部将和财政部一起，全面推进“救急难”综合试点。
天灾人祸可求助
省内确定的首批“救急难”试点城市为南京等5个大市，此外还有10个县(市、区）。“救急难”在这些地区被纳入“大救助”范畴，包括基本生活救助和专项救助。群众遭遇临时生活困难，以及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受灾、疾病应急、流浪乞讨等方面的急难事件，都可以向当地民政部门求助。
扬州市民政局副局长王振祥说，遭遇“天灾人祸”，会使很多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而原来的低保救助体系主要是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没有涵盖这些人。将救急难纳入救助体系，可以避免这些家庭陷入生存困境。
为此，扬州市财政专门设立急难家庭救助专项补助资金，每年2000万元。仅半年时间，就救助了122户急难家庭，投入资金280万元，平均每个家庭获得资助2-3万元。
去年底，仪征新城镇凌桥村曹山组村民望美玲再次住院，一个月就花了8万多元。查出白血病后，这个家庭因看病已花费近80万元。得知情况后，新城镇民政办帮其申请了大病慈善和救急难救助，一次性资助2.3万元。后来，仪征市社会救助联席会议会商决定，再次给予望美玲“急难家庭救助金”10万元！
外来人口也可申请“救急难”
记者了解到，目前试点城市正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在县级民政部门开通社会救助热线，畅通申请救助和报告急难情况渠道。
南京、无锡、苏州将惠民保险、慈福民生、民生保险等纳入救急难，商业保险大显身手。溧阳市“心愿树”爱心工作站与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签订共建协议，多渠道帮助困难家庭。东台在村居成立“救急难”互助会，早发现、早救助。“救急难”融入“大救助”平台，由民政“一门受理”、多部门“协同办理”，最终实现群众求助有门，迅速获助。
不仅仅是等求助。试点城市还普遍建立主动发现机制，对陷入生活困境的困难群众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仅半年时间，全省就动员33万人次的社工、志愿者等参与救助，主动发现后实施救助人次达1.5万。
外来人口也可申请急难救助。12岁的胡泽宇（化名）和父母都来自安徽，父母已在张家港工作17年，一家人刚买了新房准备定居张家港，厄运却悄然而至。去年9月1日，胡泽宇突发重症病毒性脑膜炎，医药费花了40万元。张家港民政局工作人员在微信朋友圈获悉情况后，主动介入，启动紧急救助程序，送去5000元救助金。为确保有难能救，该市财政每年投入50万元新市民专项救助金，对罹患癌症、尿毒症及需器官移植等三类重大疾病，以及重度肢残、智残和精神病等特困新市民，给予最高5000元的临时救助，打破了流动人口无法在非户籍地获得救助的局限。
救助范围将更宽泛
省民政厅救助处处长赵晓东表示，长期以来，部门之间已形成“自家的孩子自家抱”的习惯，不愿多事、惹事，造成“等钱救助”、“不敢出手”的现象。“推行救急难，就必须摈弃这种怕麻烦的思想，主动出手。”
试点中，民政部门发现，“急难”往往与疾病并生。因此，民政和卫生等部门联手，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对身份不明或无力缴费的患者，给予及时救治。
儿童大病救助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但一例救助可能就需要几十万元。我省对这些孩子的救急难路径是，用足、用好现有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政策，再通过慈善救助制度安排，对贫困家庭重大疾病患儿再次给予资助，目前单笔最高救助金近30万元。
有了“救急难”，救助范围更宽泛，比如“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一直是空白点，但南京、淮安、南通等地已先行试点，打破以“收入”认定为准入条件的旧格局，缓解了收不抵支家庭的困难。
不过，相关负责人坦言，“救急难”试点中也发现不少难题：“急难”对象范围难确定，类型复杂化，政策衔接不紧密，资金使用规范难，医疗救助托底难等，民政牵头难的情况依然存在。今后，我省将把“救急难”作为民政重点综合评估“一票否决”项目捆绑考核，这意味着今年将有更多城市、更多百姓纳入“救急难”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