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蒋家差点登上"太平轮" 父亲决定改变家庭命运

06.12.2014  00:36

1949年太平轮在报纸上的船讯

1949年2月1日《大公报》对太平轮沉没的报道

太平轮》剧照

蒋家人与这艘太平轮擦肩而过,逃过一劫。1949年前后的上海码头

  中国江苏网12月5日讯 1949年1月27日下午4点半,年关前最后一班驶向台湾的船在上海启航,这艘仅仅航行了35个班次的轮船叫“太平轮”。7个多小时后,它航行到舟山群岛附近,和面粉大王荣鸿元所有的“建元轮”相撞,船上近千人葬身鱼腹,而太平轮则永远停在了海底。这段悲剧,被昨天公映的电影《太平轮》打捞了起来。

  太平轮上有中央银行的1000多箱文件,它们都被海水吞没,6位押运员也仅幸存一人。而一位扬州人本来也应是押运员中的一个,当时他以“大儿子汉生还在扬州赶不回来”为由,侥幸地逃过了这场死亡之旅。他叫蒋民奇,当时就住在徐凝门外蒋家桥。

  一位扬州人差点登上太平轮

  他家曾住在徐凝门外的蒋家桥

  在《太平轮一九四九》简体版出版以后,台湾作家张典婉在杭州晓风书屋做过一次讲座。那天,来了两个特殊的听众:王女士和蒋先生。按照张典婉的描述,王女士在1949年准备从上海到台湾,但她妈妈要生小孩,就没有坐上那一班船。而蒋先生的父亲是银行的职员,当时要押物资到台湾,全家都要去,后来也没上船,躲过一劫。

  张典婉说的“蒋先生”名叫蒋豫生,虽然现居杭州塘栖,但在从小到大所填籍贯一栏中全是“扬州”。在他的新浪博客《我家世纪繁衍简录》中写道:

  我的父亲蒋民奇,1913年12月31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徐凝门外蒋家桥祖居。父亲的祖父蒋天亮,开银匠店,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浩某(曾任东北某地中国银行行长),生有两儿一女;二儿子浩如(在纸行做外勤——跑街),妻子蒋朱氏(娘家在扬州乡下),生有一子一女。我父亲(小名:小牛)两岁、姐姐(小名:猫猫、大猫)三岁时,其父浩如病故。

  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后,先后去安徽芜湖、合肥两家钱庄当学徒,十七八岁时经堂兄蒋明镜(字:亮伯,时任中央银行开封分行会计主任)介绍,考入开封银行当练习生。不久其母亲在扬州病故。

  父亲二十四五岁时,与母亲沈淑婉(1915年农历五月十四出生)结婚。外公沈丹九,祖籍浙江德清,上两辈在河南省里为官,民国后日渐败落,最后外公担任黄河水利工程委员会分局局长,家住开封市双龙巷1号。外公(妻病故,续弦)生有五个儿子六个女儿,我母亲在姐妹中排行老三。

  1937年11月,日寇大举侵华后,父母随银行转移,逃难,途经汉口等地至重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回开封,其间,我哥哥汉生(1938)、姐姐国庆(1940)先后出生。

  1946年农历十月初一,蒋豫生在开封出生。1947年,父亲蒋民奇转至中央银行上海总行工作,全家同赴上海,随后弟弟沪生出生。解放前夕,蒋民奇未随国民党政府和银行去台湾。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作为留用人员,被分派至杭州湖墅银行,其时该行管辖下的杭县塘栖镇正组建办事处,将蒋民奇派去,全家于是从上海迁至塘栖定居。

  本让他押运银行档案去台湾

  以“儿子在扬赶不过来”推辞

  蒋豫生说,父亲当时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

  1948年,蒋豫生一家到达上海,父亲蒋民奇在央行上海总行人事处俸给组上班。俸给组即是给银行内部员工发工资的部门。

  “1949年1月,央行决定将行里的一批重要档案运去台湾,父亲说那是很多很沉的大铁柜子。虽然银行搬迁东西有当兵的保护,但少不了需要行内的自己人押运,行里让父亲押运这批档案,并将轮船票放在他的桌子上。同时说,看情形去了一时半会回不来,允许带家属,甚至可以带家具。”蒋豫生在博客中写道。

  根据他的记述,父亲最终没有上船,主要是一个原因:父亲的堂兄已去世,银行里没了靠山,在上海已经是人生地不熟了,到了台湾更加没人帮衬。于是,蒋民奇以“大儿子还在扬州,一时半刻赶不过来”为由,推辞掉了。

  “如若父亲不推托,我们一家,包括母亲、哥哥汉生、姐姐国庆、弟弟沪生都有可能登上船。”蒋豫生说。

  蒋豫生在自己写的《塘栖续事》里,查找资料还原了太平轮出发时的场景——包括1000多箱民国中央银行重要文件,东南日报社全套印刷设备、纸张及相关资料100多吨,启航时载重达2700多吨,比核载吨数高出600多吨。

  一个决定改变全家命运

  解放后进入新中国央行工作

  蒋民奇后来辞职,用部分小黄鱼(金条)做本钱,跟人合伙做过一段时间柴禾生意。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中央银行,上海成立央行华东分行,因新政权机构缺少内行熟手,浙江金融向华东分行要人,已经在华东分行复职的蒋民奇被划分过去,最终定居杭州塘栖,他在2011年以99岁高寿去世。

  蒋豫生则在接受部队锻炼后先后去了工厂和机关单位,弟弟沪生早夭,哥哥蒋汉生在同济大学新材料结构研究所做了研究员,姐姐蒋国庆在余杭县广播站担任播音员。

  ■记者 姜涛

  【新闻延伸】

  太平轮悲剧揭秘 超载 走错航线 救生不力

  对于太平轮失事事件,《大公报》在1949年2月2日的社评《海上又出惨剧》中提出了三点疑问,“1.驾驶能力;2.太平轮逾龄、救生设备不全;3.轮船超重。”2月4日,《大公报》再次对太平轮失事提出质问。但在民间,关于两船相撞有其他原因,比如1949年2月7日出版的《台湾新生报》总结了民间的三个原因,首先是太平轮抄小路,走错了航线,然后是太平轮装载了600吨钢材严重超载,最后是两船相撞时船员正在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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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撞最初安然无恙

  甚至救起建元轮不少船员

  1949年1月27日,小年夜,这是年关前的最后一班轮船。太平轮卖出了508张船票,实际上船人数超过1000人。为了在戒严前出吴淞口,太平轮起锚后加速前进。为怕军方拦截,太平轮一路不点灯,不鸣笛,最后还改变航线。临近年关,终于幸运离开上海的乘客,在船上吃喝、打牌,已经沉浸在了过年的喜悦中。

  晚上11时45分,再过几分钟就是除夕了,那夜,无风,无雨,无雾。还能见到远处小岛上的渔火。迎面撞来的是基隆开出的建元轮,隶属于益详轮船公司,装满木材和煤炭。

  建元轮开往上海。太平轮与建元轮呈丁字形相撞。吨位较小的建元轮马上下沉,太平轮在最初几分钟似乎安然无恙。太平轮甚至还救起了建元轮的不少船员。没过多久,船体开始进水,太平轮起初想往附近岛屿靠岸,可是还未到岸边,就开始下沉。12时半左右,太平轮没顶。

  按照官方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36名,其中旅客28人,船员6人,另有建元轮上的2人,这些幸存者最后被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救起。此外还有几位幸存者被自发前来打捞的渔民救走,总幸存者有4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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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两度质问

  民间称相撞时船员在喝酒

  太平轮沉没后没几天,1月31日,北京解放。2月5日,国民政府迁往广州。4月6日,上海法院开审太平轮一案。但那个时候,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人心惶惶,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5月20日,台湾戒严。5月27日上海解放。太平轮惨案审理最后无疾而终,所有证词、文件多半留在上海,目前很多保存在上海档案馆,台湾保存着台湾方面诉讼文件和赔偿记录。

  对太平轮失事事件,《大公报》在2月2日的社评《海上又出惨剧》中提出了三点疑问,“1.驾驶能力;2.太平轮逾龄、救生设备不全;3.轮船超重。”2月4日,《大公报》再次对太平轮失事提出质问,在一篇名为《轮船失事原因》中总结认为,造成此次灾难的原因首先是抗战胜利后,轮船大量增加,船员素质低下,仅持准考证就可驾船,其次船运公司不注重救生设备。

  但在民间,关于两船相撞有其他原因,比如1949年2月7日出版的《台湾新生报》总结了民间的三个原因,首先是太平轮抄小路,走错了航线;然后是太平轮装载了600吨钢材严重超载;最后是两船相撞时船员正在喝酒。

  幸存者徐志浩说,两船之所以相撞是因为大副喝了酒,把驶舵重任交给了三副,三副睡觉忘记了调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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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难乘客中

  有不少名人

  李昌钰因父遇难走上从警之路

  在这艘太平轮上遇难的乘客中有太多当时的名人,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蒋经国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还有神探李昌钰之父,龚如心之父等等。

  也有很多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没有坐上死亡之轮,比如星云大师就曾说,“我因为时间仓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

  “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李昌钰常常这样感慨。父亲李浩民在太平轮上遇难时,李昌钰才不到10岁。随着父亲的离世,优越的生活就此结束,最后因为警校免学费而选择从警之路。

  王兆兰是官方公布的36名幸存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目前在世的两名幸存者之一。当太平轮倾覆时,母亲立刻被海浪冲走,妹妹也被卷走。父亲把她接回了台北,她的故事也直到2010年后才为人所知。

  葛克是所有36名幸存者中最知名的一位,当年任国防部参谋少校,他的台湾行是要赶在新年前把妻子家小带到台湾,结果这趟旅程成了家人的不归路,只有他幸存了下来。1949年后他在台湾,继续在军中服役。在海上被救后,他遇到了同样在太平轮上失去亲人的袁家姞,在太平轮遇难后第二年,他们结婚生子。袁家姞在太平轮上失去的是父亲袁家艺——袁世凯之孙。

  (图文据《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