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应树立提高发展质量导向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为我们正确看待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和经济形势、树立提高发展质量导向提供了指导和遵循。

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符合发展规律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基本平稳，略有回落。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一种观点较为消极，主要理由是三季度增长速度降至7.3％，为近些年来的新低。这种观点着眼于增长速度，由此形成的判断就不太乐观，甚至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疑虑甚多。但如果换个角度，着眼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判断就会大不相同。

我国经济已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国际上看，二战后包括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在内的一批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这是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左右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这一现象具有较强的规律性。其原因从供给角度看，主要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接近完成，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趋于稳定或下降，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明显上升等；从需求角度看，则是大多数工业品的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我国经济增长与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强相似性。据测算，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已接近或达到上面提到的增长回落水平。事实上，前几年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已达到这个拐点，增长速度率先出现调整。近一个时期总体增长速度放缓，表明我国已进入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

增长速度的这种放缓，是经济规律使然。能够在11000国际元而不是较低收入水平上出现增速回落，是我国跨越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较为充分利用工业化阶段增长潜力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经济发展成功的标志。近年来我国逐步调低增长指标，是主观决策顺应客观规律的表现。但有人不太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还想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然而，当潜在增长率下降后，人为推高是推不上去的；即使推上去，很快还会下来，而且要付出很大代价。

尽管我国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从国际范围看仍位居前列。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虽然增速下调，但增量更大。与2000年相比，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扩大5倍左右，那时增长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新增量约为1000亿元，而现在则达到5000亿—6000亿元。即使增速有所回落，每年的新增量也远大于以往，相当于目前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而且还在逐步扩大。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潜能依然位居世界前列，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那种把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当成“衰落”甚至“崩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如果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平稳转换，我们既定的到2020年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翻番、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有保障的。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经济总量的位置还可能前移，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进入高收入社会行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会站在更高、更为有利的起点上。

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发展质量提升

在增长阶段转换时期，增长速度放缓容易引人关注。然而，速度变化是相当表面化的，更重要的是速度背后的结构和发展质量变化。

以往人们在分析我国增长模式时，经常提到的问题是过多依赖投资、工业、外需和要素投入。过去一两年和当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具有长远意义的转折性变化。具体地说，消费的比重已经超过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出口由过去20%以上的增速降到5%—10%，要素投入中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正在呈现更多地依靠消费、服务业、内需和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增长格局。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基本稳定，有些方面还有所提高。例如，尽管仍存在结构性就业压力，但就业形势总体较好，一些地方还存在“招工难”现象。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所吸收的就业人数，10年前约为80万人，目前则达到170万人；企业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开始转变，随着增长速度回落，企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但近一两年趋于稳定；财政收入出现波动，部分地区承受压力较大，但总体上仍保持一定增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长速度，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民生持续得到改善；在增速下降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和领域金融财政风险累积，但守住了不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环境压力继续增大，特别是大面积雾霾天气对群众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但从全国看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取得一定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