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心田见闻录》披露大量抗战史实
跟随冯玉祥24年，亲历几乎整个20世纪的时代风云
1938年，周恩来(右二)与尹心田(右一)等人在武汉合影。资料图
尹心田，抗日将领，从冯玉祥的传令员到国民政府正式授衔的陆军少将，跟随冯玉祥24年。近日，尹心田将军的儿子、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退休干部尹家衡和有关专家学者，耗费十多年心血整理完成的尹心田遗著《跟随冯玉祥将军见闻录——尹心田见闻录》正式出版，书中披露了大量未公之于众的史实。 尹心田留遗嘱捐遗体给医疗事业 尹心田，1903年4月12日生于河南南阳，1922年投军冯玉祥部，1923年调至冯身边工作，1926年随冯赴苏联访问，并奉命留苏学习军事，主修炮兵，当时和刘伯承、左权都是同学。1928年回国后，在冯身边担任各种要职，直至第三绥靖区少将高参。 尹心田自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方特科，成为中共特殊战线中一员后，从未暴露其秘密身份，一直在冯玉祥身边和原西北军部队中为党工作。直至1948年底，掩护中共另外两位特别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于徐州贾汪率部起义后，回到革命队伍。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三野军政大学、南京军事学院等院校教员、教授。1956年转业到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1987年离休后，应邀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宜城张自忠将军纪念馆、泰山冯玉祥将军纪念馆等单位历史顾问，1998年11月30日，因心力衰竭逝世于南京家中。 尹家衡是尹心田的第三子，在他心里，父亲是其一生的榜样。1998年尹心田去世后，给儿女们留下一份遗嘱，其中写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当然包括生命终止，我去世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遗体捐献给祖国医疗事业。”子女们尊重父亲的遗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南京医科大学。“如今想要纪念父亲，只能到南京志愿捐献遗体纪念林去，和其他所有捐献遗体的志愿者一样，父亲的名字刻在其中一块普通的石碑上。”尹家衡告诉记者，父亲也是南京志愿捐献遗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离休老干部。 为父出书奔波十年整理二十几盘录音带 书如今已经出版，并且得到了史学专家的一致好评，但是说起这本书面世的经过，尹家衡感慨颇多。“有人花几十万给父亲修个坟，还占用土地，不如我们为父亲出一本书，这就相当于给父亲修一座心碑，比什么都牢靠。”从地质学家到近代史研究者，尹家衡一直遵循着父亲的教导，热爱祖国，做一个国家需要的人。2003年，尹家衡完成了《中国东南沿海中—新生代火山岩相构造图》的出版，并正式办好了退休手续，这一年也恰逢父亲尹心田百年诞辰，南京有关单位召开了尹心田百年诞辰纪念会，尹家衡受邀出席。 “在纪念会上，故乡河南南阳政协代表来了，提到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邀请我父亲口述人生经历，录了二十几盘录音带和采访资料，当时就曾商议过出版发行，但可惜未能实现，我父亲就去世了。”尹家衡当场就决定要整理父亲的口述录音出版成书，并不顾已经66岁的年纪，主动担起了外出调查访问的工作。那些年，尹家衡一有时间就跑北京、河南、湖北、河北等地，几乎是沿着父亲生前的足迹，把他当年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跑了个遍。在寻访核实的过程中，尹家衡再一次深入了解了父亲的人生经历，感受到了他的高尚人格，他不止一次想到自己曾经问过父亲的一个问题：“您这一生有没有感到过遗憾或是后悔？”当时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我这一生所有的选择都是自觉自愿的，从不后悔！”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尹家衡在阅兵前夕受邀参加了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抗战老战士后代座谈会，并代替父亲领取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对记者说：“这是对我父亲最好的纪念。”记者黄欢 西安事变鲜为人知的事 冯玉祥提点尹心田与甘自励交朋友 尹心田长期在冯玉祥身边工作，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方特科，使他近距离了解到冯玉祥主导或参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同时也经历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时代风云，他亲眼见证了百年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内忧外患、政党林立、战乱频繁，他所记述的人物和事件弥足珍贵。采访中，尹家衡给记者讲述了一段关于西安事变鲜为人知的故事，他早前从父亲那里听到这段往事，后来也都一一记到了书里。 1936年1月6日，冯玉祥正式宣誓就任中央军委副委员长后，他的办公厅就设在南京中山东路头条巷24号(20世纪90年代南京市政改造、拓宽龙蟠路时，此巷已不复存在)。当时，何应钦命宪兵司令谷正伦，派宪兵连连长甘自励率宪兵“保护”冯玉祥的官邸和住所。“说是‘保护’，实际上就是软禁和监视。”尹家衡说，当时冯玉祥也是带了卫队从泰山到南京来的，卫队长就是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葛效先。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时任交际课课长的尹心田以及葛效先等在冯玉祥身边工作多年的中共特别党员，经常需要和甘自励打交道，但由于不同的立场，对甘十分冷淡。“冯将军就提点我父亲他们几个同甘自励交朋友，他自己也常和甘聊天。”慢慢地，甘自励对冯玉祥的态度开始转变，从警惕到同情，从同情到敬重。 西安事变，甘自励向冯玉祥通风报信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一向主张对日妥协的何应钦，忽然一下子变成了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主战派”。“他认定，冯玉祥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同谋，加上冯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自然成了何应钦的死对头。所以何应钦先是把‘军委会’搬到自己家里办公，让身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无公可办，接着又全面封锁冯的通讯联系甚至机要部门，将张、杨发给冯的一切电报、材料等先交给他‘处理’。”尹家衡说，何应钦还秘密调动人马，在正对着冯玉祥办公厅大门的一座楼房里(位于今七一四厂大院内)和头条巷的南、北出口，设置秘密火力点，准备在必要时，将冯玉祥和自己父亲等副委员长办公厅的其他人员“一锅端”。 甘自励知道这些情况后，冒着被撤职查办甚至被杀头的危险，立即将这一情报告诉了葛效先，就在此时一位在何应钦身边任参谋的、冯玉祥的远房侄孙女婿，也给冯玉祥送来了相同的情报。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何应钦的毒辣阴谋才未得逞。” “父亲曾说过，在他阅读过的所有有关当事人谈及当年这段历史的回忆文章或文献中，没人提起过甘自励这个人，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把真实的历史情况告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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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项贤军、王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