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性别差异”：在争议中深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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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性别差异研究是性别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本文梳理了近年来有关大脑性别差异研究的一系列新成果以及相关争论，以期对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带来新启示。

刚刚过去的2014年似乎是大脑性别差异研究不同寻常的一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宣布男性大脑总体上容量要大于女性;安妮·莫伊尔所著《脑内乾坤:大脑也有性别》的中译本于前不久问世，探讨为什么一些拥有男性身体的人却有着女性的大脑，或者反之。这些研究意味着什么？女性主义学者是如何作出回应的？它们会给女性主义学术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在神经生物学领域，有一个课题一直备受关注，就是关于大脑性别差异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脑的性别差异，例如能力类型、大脑结构和大脑容量的差异等。显然，由于社会和政治原因，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人们在解释这些差异时颇为谨慎。不断问世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没有引起一门新兴的生命伦理学分支——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的热情关注，但却在悄然中催生出女性主义学术发展的一个新趋向——神经女性主义（Neurofeminism），以及与之相关的“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Feminist  Neuroethics)，它以女性主义视角对于相关研究成果提出许多引人深思的看法，使得那些踌躇满志地宣布种种新发现的神经科学家总是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和“被人怀疑”。

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早在上个世纪末期，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学者狄立波·朱尼亚便强调男女大脑在能力类型上存在着差异，例如在处理某些空间问题上,  男性胜过女性。在数学推导测试中、在领航工作中男性也要超过女性。此外，男性在目标投准技能的测试中表现得更好。而女性在感知相似物的能力测试中，比男性速度更快。此外，女性还更具有语言天赋,  在算术计算和回忆路途标志方面胜过男性。尽管朱尼亚最终未得出男女的智商水平不同的结论，但显然还是相信二者在解决智力问题的方式上存在着差异。

2006  年，女精神病学家卢安·布里曾丹的《女性大脑》在美国问世。作者认为男女在思考和行为方面的一些差异源于他们大脑结构的不同。女性大脑如“高速路”,男性大脑却似“乡间路”。她介绍说，无论男孩还是成年男性，都不如女孩和成年女性“能说会道”。据统计，女性平均每天要说2  万个单词，比男性多出1.3  万个词。而且女性说话语速也比男性快。而大脑结构的差异是女性更健谈的原因，这种差异从胎儿发育时期便开始了。但男性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性意识方面却比女性更为强烈，因为男性大脑中控制有关性意识的区域要比女性大一倍。

2014年，也有文献报道说：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20多年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男女的大脑的确存在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大脑的结构和容量方面。研究人员在《神经科学和生物行为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宣称，他们查阅了1990  年至2013  年间发表的126  篇研究论文，对大量脑成像图片进行了研究，对比出人类大脑容量与结构的性别差异：即男性的大脑容量总体上要比女性大8%到13%。平均来说，男性在多项容量指标方面比女性拥有更高的绝对值，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几个特定区域，其中包括大脑的边缘系统和语言系统。而且，两性大脑边缘系统的结构差异与精神疾病相关，这可以解释不同性别之间在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等方面的差异。同时，他们也注意到，这些差异可能由于某些环境或者社会因素的影响，但生理学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各方争议持续不断

在近几十年里，许多科学家在大脑解剖学、化学、功能学，以及诸如情感、记忆和学习等认知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的在于记录性别差异。毫无疑问，这些研究会引起女性主义学者的关注，其理由十分简单。众所周知，从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理论便把“性别”和“社会性别”区分开来，并把后者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石。因而，倘若这些神经生物学上的种种“性别差异”新发现是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女性主义学术的理论基石便会面临着挑战。于是，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对于相关研究成果作出评论。

例如，美国代顿大学的佩吉·德桑特尔斯指出，尽管神经生物学的新发现带来了神经伦理学的问世，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领域却很少有人关注神经生物科学对于性别差异的研究，或者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范畴，2002年由致力于促进大脑研究的美国“达纳基金会”出版的《神经伦理学：绘制领地的地图》，以及朱迪·艾利斯于2006年出版的《神经生物学，对于理论、实践和政策问题的界说》两本著作都对神经伦理学做出贡献，但却没有探讨神经科学关于“性别差异”的发现对于社会和神经伦理学科的意义。而在德桑特尔斯看来，人们必须追问这些新发现对于神经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意味着什么？它们所包含的伦理和政治意义是什么，以及对于女性可能预见的利益或伤害。她强调男女都具有人类的大脑，他们都是被镶嵌到特有社会结构中的生物，以习得的行为方式学会如何组织和形成大脑。任何以“本质论”方式主张男女大脑具有固定不变的生物学差异的观点都需要应对来自科学和女性主义的挑战，例如《女性大脑》一书出版后，《自然》杂志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作者分别是神经科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他们一致认为布里曾丹的这本著作“具有千疮百孔的科学错误，正在误导关于大脑发展过程、神经内分泌系统，以及性别差异性质过程”的解释，而且“令人失望地没有满足最基本的科学准确性和平衡标准”。

作为一名哲学家，德桑特尔斯也敏锐地指出，许多神经科学家关于人类大脑的发现主要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然而，另有一些神经科学家却对仅仅基于fMRI平均值数据作出关于人类大脑认知的结论提出质疑。而且新的数据分析技术也不断地改变人类对这些数据的认识，例如哈佛大学关于新数据分析方法的研究就没有显示出大脑情感中心与判断中心相互联系的因果机制。而且，研究者在解释  fMRI数据时，也很难把自然与养育区分开来，难以说明女性的脑线如何不同于男性，这些脑线的差异是来自自然还是养育，以及如果存在这些差异，它们对于男女的认知方式和潜能意味着什么。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大脑的“性别差异”研究还无法得出确定的科学真理，因为这些成果总是引来各方的怀疑和争论。因而迄今为止，无论是女性主义关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还是神经生物学关于大脑“性别差异”研究的新成果都无法最终给出一个把人类和男女生物本性和社会本质截然分开的有力解释，因为人类一出生便具有了社会性。除了男女两性的生理学差异之外，一旦进入到认知和道德判断等精神层面，便再也摆脱不掉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神经生物学对于性别差异的研究，以及神经科学家、哲学家与女性主义学者各执一词的争论没有意义，或许正如神经科学家所言，这些研究对于促进两性的精神健康和预防精神疾病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是不要陷入“性别本质论”，以及生物本性与社会本质、自然与养育二元对立的泥潭就好。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