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有责任感的“质量型智库”

01.04.2015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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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理论周刊·智库·深度访谈】

培养有责任感的“质量型智库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

◆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

◆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郑永年,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出版《通往大国之路》《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为中国辩护》等多部专著。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 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

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

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

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

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 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智库,其核心还是“”,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

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

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