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合作安全问题

　　国有资本境外投资与境内投资可以依靠政府支持或自身垄断地位相比，境外投资自身面临着很多特有问题。

　　一是违规经营情况在境外并不罕见。境外投资起步不久，中国相关管理制度很难与实际需要完全匹配，特别是境内信息渠道的有限和监管的薄弱，也给境外投资滋生了违规经营的肥沃土壤。例如私自进行境外投资、截留境外利润、境外投资“返投资”等现象都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

　　二是企业实力有限，产业、金融资本结合度较低。部分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决策机制不健全、国际化专业人才匮乏，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盲目投资、无序发展、恶性竞争等问题是有发生。另外，国内行业企业“走出去”依然面临外汇头寸不足、资金实力有限的困境，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促进机制尚未形成。

　　三是外部形势极其严峻，国际投资环境并不宽松。中外之间文化、利益矛盾增多，全球投资保护主义升温，部分国家对外资项目的要求和审核日趋严格，我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阻力和经营困难加大。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加剧。美国等发达国家为掌控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主导权，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以及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试图在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原产地标准、劳工标准、市场开放、环境产品等领域形成最新规则。

　　同时，国际上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增多、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如2013年我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89起，涉案金额36亿美元，成为美国337调查最大受害国之一。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环境日趋复杂，特别是针对国内科技型企业投资并购活动的“中国威胁论”尤为突出。比如，2012年美国总统签发总统令，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中止三一集团在俄勒冈州的风电项目，这是美国22年来首次由总统出面来否定的外资并购案。这种状况在近两年并没有改变，我国“走出去”战略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外贸易投资环境不容乐观。

　　通过对投资形式和案例分析，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合作主要面临如下几个风险：

　　一是所投资东道国政治动荡的风险。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集中在亚非拉地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落后、存在一定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发生政治动荡，往往会导致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巨大损失。2011年3月爆发的利比亚危机，将中国在利的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的50个大型项目卷入了面临巨额损失的风险漩涡。在亚洲，随着中国金融危机后的良好表现，受地缘政治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亚洲越来越有市场，对华政治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二是信息预警机制缺失的风险。内部信息渠道和外部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尚不健全，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形。由于海外不点稀少和人脉关系有限，国内企业很难通过自身渠道在投资决策前充分了解对方信息。例如，中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时，富通集团瞒报了垃圾债券的信息，投资完成后，其40亿元的亏空才公诸于世，致使2008年中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的238亿元蒸发95%。另外，企业和政府部门间的互动十分有限，在海外缺乏有效的联动与配合。

　　三是国有资本境外投资主体间恶性竞争的风险。一方面，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存在较大程度的同质化，加强了恶性竞争的风险；另一方便，国家作为最大股东，缺乏对企业境外投资有效的宏观战略规划和有效的监管机制，导致企业间恶性竞争情形不断，致使成本节节攀升，造成国有资产变相流失。

　　四是国有资本境外投资融资渠道单一的风险。向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时国有资本境外投资最常见的融资方式，单一的融资渠道不仅加剧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对国有银行的依赖性，也给其融资带来一定的风险，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形成高资产负债率。例如，2002年，中海油以5.85亿美元收购了西班牙瑞普索的印尼油漆店权益，为支付巨额收购资金，中海油紧接着发行了10亿美元的长期债券，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至35%，出现流动资产比下贱、现金流状态吃紧的态势。

　　五是国有资本境外投资主体管理方式落后的风险。中国企业在组织结构上不能满足企业跨国经营的需要，“去行政化”的不彻底和现代企业制度欠缺导致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另外，国际化经营管理战略性水平不高，国际化人才确实也是管理方式及手段落后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