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说法]任留存：“四步法”审查“移动支付类”诈骗案件

　　我以办理的黄某诈骗案为例，分四步对审查涉移动支付类诈骗案件进行阐述。

　　基本案情：2016年6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黄辉以帮他人办理信用卡、提升“蚂蚁借呗”额度等理由，骗取他人支付宝、京东账号、密码，后又在实际诈骗过程中以办卡、提升额度需要走流程等名义，向被害人索要短信验证码，通过被害人的支付宝(京东)绑定的银行卡、支付宝余额、“蚂蚁花呗”、“蚂蚁借呗”等网络平台套现或消费，先后骗取马某、张某等8人钱财，数额共计人民币248719.42元。

　　一、公诉人的基础工作

　　1.管辖权。有管辖权是开展审查工作的前提。虽然在受案时，案管部门都会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初步审核，但该审核多为形式审核，所以公诉人对案件的管辖权仍需谨慎审查，审查可结合公安机关移送的《起诉意见书》和简单阅卷开展。同时，涉移动支付类案件，因与网络相关，就其管辖权有专门的规定，可参阅公安部2014年发布的《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2.人员在案情况。保证犯罪嫌疑人在案是公安机关移送和案管部门接受案件的前提，但对未采取羁押措施的案件，因犯罪嫌疑人不在案而发生的撤回案件现象也屡见不鲜。结合目前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要求，可通过拨打电话告知其权利义务来明确人员是否在案。当然，在案件管理系统中，仍可同时予以短信告知。

　　黄某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骗取被害人移动支付账号、密码以及进行转账、消费的地点大多在南通市崇川区，且黄某系被批准逮捕人员，故本案的管辖和人员在案均没有问题。

　　二、审核证据

　　审核证据既是审查证据材料，了解案情的过程，又是逐步理清思路，核实案件事实，做出初步判断的过程。实践中，需要引起特别重视的是对证据合法性和确实、充分的审核。

　　1.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排除证据的范围、排除程序以及证明责任的设置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因此，在审核证据过程中，要从证据来源、证据内容、证据形成过程、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等方面对每项证据进行认真细致的独立审查，对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相关性做出判断，排除那些不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相关性的证据。针对涉移动支付类案件，因相关电子数据系案件的关键证据，对相关电子数据的提取是否合法必然成为审核的关键。比如，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系2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收集、提取电子数据过程中，是否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了见证人？以及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的，是否在笔录中注明情况，并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等。

　　在黄某诈骗案办理过程中，承办人发现部分电子数据系被害人提供，而公安机关未依法进行专门的提取，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6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而导致真实性存疑。发现问题后，承办人即与承办单位联系，第一时间对相关的电子数据进行了补充提取，确保了证据的合法性。

　　2.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审查

　　如果说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侧重于单个证据，那么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审查则是侧重于全案证据。在案件审查过程中，要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分析后的各个证据依据待证事实有机地结合成一个证据体系，如依据犯罪构成顺序进行判断。看证据之间能否互相印证，协调一致，如果能互相印证，则说明证据所指向的案件事实真实的可能性大。反之，则看相互矛盾的证据是否为一对一的证据：若不是，则通过相互印证的证据建立证据链条，排除证据矛盾；若是，则应当及时提出补充侦查的意见或自行开展补充侦查。

　　在黄某诈骗案办理过程中，为证明相关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提供了被害人陈述及支付宝、京东交易记录、犯罪嫌疑人供述及提取的部分转账记录、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上述证据间虽共同指向黄某诈骗被害人财物的事实，但却在最终的被骗数额上不尽一致。根据公安机关制作的犯罪嫌疑人先后18次供述，其实际骗得被害人马某人民币126810元；根据被害人马某的陈述，其实际被骗金额为人民币122641.05元；而根据公安机关的提取笔录及相关明细显示，马某支付宝、京东账户在该段时间内的消费、转账总额与被害人陈述的总数一致，但其中包含以9元的价格购买了乐视会员，以178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双鞋，对此187元犯罪嫌疑人黄辉否认为自己消费。

　　在发现上述问题后，我在提审犯罪嫌疑人时就针对其诈骗马某一节进行了充分核实，发现黄某对其中一笔转账的供述有误，该笔转账系黄某通过马某的银行卡转至马某的支付宝，后又转入黄某本人的支付宝，其对该节事实进行了重复供述，导致数额与被害人陈述有差异。但同时黄某依然否认利用马某的支付宝购买过乐视会员和鞋子。针对该辩解，公安机关针对性地制作了被害人陈述并调取了充值和物流详情，查实上述物品系马某的妻子购买。经过上述工作，准确认定了该节诈骗数额为人民币122454.05元。

　　三、如何明晰事实

　　审核证据是明晰事实的基础，但同时也是明晰事实的过程。作为侵财类案件，在具体审查过程中，应以被害人损失数额作为定案依据，可通过对被害人相关账户中的资金流向展开审查，进而明晰案件事实。

　　1.对单一事实的认定：涉移动支付类诈骗案件中，大多会涉及被害人移动支付平台、关联银行卡、花呗、借呗等多个账户，存在转账、消费等多种情形，故对具体事实应当在明确资金流向的情况下，准确认定。对资金流可综合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具体明细等，结合具体的消费、转账时间、金额等予以审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在被害人多个账户间转账的情形，因相关资金仍在被害人账户内，仍处于被害人的实际控制之下，故不应当作为犯罪数额予以认定。

　　2.对全案事实的认定：此阶段并非对单一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综合分析的过程，分析的角度视具体案件而定，可以是不同的作案手法，也可以是不同的刑事被害人等。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我习惯于在拿到卷宗之后第一时间审阅《起诉意见书》，先了解案件事实概况。之后对照公安机关认定的情况，通过证据审核，明确是否存在遗漏犯罪事实的情形。黄某诈骗案中，根据电子数据显示，在案发前黄某的支付宝有多笔非在案收入，但黄某无合法经济来源，上述转账存疑。后经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成功追诉遗漏罪行一起。

　　四、如何适用法律

　　在涉移动支付类案件办理过程中，大多会存在盗窃和诈骗的争议。原因在于两罪都属于犯罪嫌疑人回避和被害人就财产转移进行“正面交往”的犯罪。而在网络环境下，支付的自动化和即时化，使得当事人间的“侧面交往”（诈骗）和“排除交往”（盗窃）这两种行事模式变得更为隐蔽。

　　只有仔细考察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的交往模式和意思沟通内容，才容易在区分相应罪名上得出较清晰的认识。针对新型支付方式下盗窃和诈骗的区分，我的结论如下：诈骗罪是一种“交往沟通型”犯罪，需以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发生沟通和交往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的行为具有“自愿”的表象，具有为“就财产决策事项加以沟通”的意识。盗窃则缺乏上述行为，直接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自己的行为促成了被害人财产的减损。

　　（作者：江苏省崇川区检察院公诉部员额检察官网络犯罪办案小组组长 任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