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仇忾双城祭” 三百抗战“难童”南京聚首

　　“惨南京，烈重庆，双城仇忾，双城祭！大屠杀，大轰炸，一寸河山，一寸血！”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87岁的裴金全与同伴们一起举着横幅，神情肃穆。作为重庆保育生联谊会的前会长，这已经是他第27次参加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会友的全国性联谊活动。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保育生的联谊会特意选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以及海外的360多名抗战保育生相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群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的抗战“难童”，同举亲手制作的横幅，共唱儿时熟悉的抗战歌曲，以此悼念遇难同胞、祈祷和平。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华北华东大片土地沦陷，千万难民流离失所，其中有大量孤儿或难童。为保护儿童，1938年3月10日，宋美龄、邓颖超等妇女界人士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裴金全告诉记者，“保育会不仅给难童提供了庇护，还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1939年，当时11岁的裴金全在保育会成都分会第4保育院完成了小学教育，随后进入保育中学继续学习。

　　现存的保育生多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亲历者和幸存者。提起日军的暴行，87岁的朱文华数度哽咽。南京沦陷的第50天，日军就踢开了她家的门，在尖刀之下一家七口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几天，随后开始逃亡。当时母亲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连夜逃亡的恐惧与疲惫，导致母亲在逃亡的第二天就早产了。“小弟弟早产，逃亡中又没法悉心照顾，母亲只好将他扔在了野外的田埂上，如果现在他还活着的话，应该快80岁了。”朱文华泣不成声。

　　1938年夏天，朱文华一家终于逃到武汉。父亲在一家茶馆中听说了保育会，想到与其让孩子跟着自己受苦，不如送出去。于是，朱文华与两个姐妹进了武汉保育会，母亲因不舍得，将三岁的妹妹和小弟带在了身边。没曾想，这一别竟是朱文华与妹妹和父亲的诀别，因为饥饿，他们先后倒在了逃难的路上。“妹妹在闭眼前，一直喊着‘娘，我饿了’‘娘，我要吃东西’。”朱文华哭道，“日本侵华战争，让我半个家都没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育生聚会的人数也在慢慢减少。“2006年我们在南京聚会的时候，有800多人参加，今年少了很多了。”80岁的张根馨眼眶湿润了。作为贵州保育生的他，其实是江苏苏州人。1937年，日本攻打上海，父母带着张根馨五兄妹开始逃离上海，经武汉、重庆，最后到了遵义。在横跨国土2000多公里的逃难中，父亲不幸病逝。“战乱离乡，像这样回乡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张根馨叹道。

　　“当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养过大概近4万个孩子，如今已是天南海北，有的甚至已成黄土了。”94岁的重庆保育生秦铁民唏嘘不已。1938年，从安徽逃难到重庆的他进入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历时最久的保育院——歌乐山保育院。后来，秦铁民成为新华日报的一名校对。“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只有记得这些苦难，我们才有更大的决心去开创美好的未来。”秦铁民说。 本报记者 颜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