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女作家戳中“空巢”痛点

27.04.2016  13:24

彭晓玲在采访。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彭晓玲都能称得上是个成功的女人:她是浏阳城里出了名的美女,丈夫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她住着3层楼的别墅,开奥迪越野车上下班;在事业上,她是市政协的正科级干部,“跟我们这儿正局长是一个级别”。

可在彭晓玲眼中,这些都是世俗意义上“小女人”的成功,只会把自己禁锢在越来越小的格局中。今年3月,她的一部反映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状态的纪实文学《空巢》正式出版,让她第一次跳出小城,进入公众视野。

为了这部28万字的作品,在过去两年间,这个喜欢在下午泡咖啡馆、晚上定时做瑜伽的女人,不得不脱下高跟鞋,行走在乡下泥泞的土路上。在爬满蛆虫的旱厕里,她要面对无处下脚的尴尬。有时一个人住在某个偏僻小镇的小旅馆里,她会吓得拉紧窗帘,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有评论家称,这部作品“把客观情景再现出来,进而引起警觉和沉思,从个体命运推演到对整个时代、整个生活的思索。”也有人评价彭晓玲,“用她独特视角、独特经验和独特体悟里的沉重书写,是对这种中国社会之殇的透影报告和切肤呈现。

动笔之前,彭晓玲并没有想过这些。那时,空巢老人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在新闻中不断出现的名词,“熟悉,但又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

她同样没想到的是,自己按计划走进第一个采访对象的家后,目光就再也不能从“空巢老人”身上移开。彭晓玲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午后,虽然离自己家只有10分钟的车程,但在推开老人家门的一瞬间,她还是有种走进另一个世界的错觉。

那是一间阴冷昏暗的小房子,里面弥漫着浑浊的气味,阳台上的植物早已干枯,炊具胡乱地摆在地上。80岁的张水美罩着几件极不搭配的衣服,看起来有些滑稽。她手里捧着一碗米饭,上面搭着几根已经煮黑的菠菜。谈话间,老人的每一次起身、行走都像“放了慢动作”。

时间在那间小房子里仿佛被拉长了。”彭晓玲感叹道。

彭晓玲在聊天中得知,两年前老伴去世后,张水美独居在这里。50多岁的儿子是个下岗工人,平时很少来看她。这个出生在上海,曾经在外交部工作多年的女人,如今在浏阳这间无人问津的小屋里,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现在,这位老人最大愿望就是“早点死去”。

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死寂和凄凉”,尽管已经过去两年,彭晓玲依旧记得这次探访对自己的冲击。

从张水美家回来后,彭晓玲突然明白,“每一扇紧闭的门后,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面孔,那些深刻的皱纹里一定藏着数不尽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原本只想写几篇短文的她,在那时萌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做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状态调查。为了让调查更具典型性,她选取了“东南西北中”8个省市,去探访那里的空巢老人。因此她曾在甘肃的窑洞里过夜,也住过广东灯光璀璨的高楼。

不过,对于彭晓玲要做的事,身边很多人也会不解:“这么有钱,不在家享受,干吗这样折腾自己。”有时,就连自己的儿子都会问她:“做这些东西能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外表看上去娇弱的女人,用自己的话说,“早就学会了倔强和坚强”。1998年,30岁的彭晓玲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为了排解苦闷,从小就热爱阅读的她提起笔,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文字。或许正是经历过磨难的缘故,彭晓玲喜欢上了平静、克制的文字。

在浏阳,像彭晓玲一样的“有钱人”并不占少数。这个以花炮产业闻名全国的“百强县”里,一排排欧式风格的别墅在郁郁葱葱的小区里若隐若现,大街上随处可见呼啸而过的豪车。彭晓玲也时常感叹,浏阳是个藏富于民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早就习惯了在缓缓流淌的浏阳河边,享受“与世无争”的生活。不同的是,他们在酒桌上推杯换盏,或者在麻将馆里激战正酣时,彭晓玲正翻山越岭,行走在探访空巢老人的路上。

她在书中记录了48位老人的故事。他们当中,有老人曾是村里的风云人物,中风后却落下半身不遂,冬天烤火时摔倒在地,右脚贴在火炉上不能动弹,被邻居发现时脚背早已烫焦。

有老人大儿子溺亡,小儿子在外打工。他每天都手机不离身,时刻等着儿子的电话。晚上他睡在儿子的床上,感受儿子的气息。

也有老人在老年公寓住了10年,住院手术时,女儿只派了男朋友回来,对方不愿在手术单上签字,留下200元钱便匆匆离开。

幸福的老人是相似的,不幸的老人各有各的不幸。”彭晓玲喜欢套用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来描述空巢老人的处境。

如今,彭晓玲可以准确地说出书中每一个老人的名字,讲述他们的故事。有评论家称:“这是真正用脚走出来的文学。”也有人评价:“这是一部读起来沉重,甚至内心有些刺痛的写实文本。

老人的故事也刺痛了彭晓玲。《空巢》是她的第一次非虚构写作,在调查中她感受到了“现实比虚构还要离奇”。

在江西时,彭晓玲采访了一位90岁的老人刘九斤。因为不想给家人添麻烦,老人在一次摔倒后,强忍着疼痛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一年后,她还是直不起身,需要拄着拐杖,佝偻着背缓慢行走。家人带她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原来当初腿摔骨折了,骨折处已经长歪。只是,没人知道,这个瘦小老人究竟忍受了多久的剧痛,却没发出半点声音。

刘九斤告诉彭晓玲,最让她痛苦的不是疼痛,而是摔断腿就意味着失去挣钱的能力,又要给家人增添负担。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每月本来可以收入几十块钱,工作是给村里死去的老人洗身子、穿寿衣。如今,她却觉得自己没用了,“活够了”。

和刘九斤一样,在彭晓玲探访的老人中,无论他们的生活有多么潦倒,但却很少有人抱怨子女不孝。相反,对子女,他们更多是体谅。“孩子们在外面生活也不容易,哪能要求这么多。”不少老人对彭晓玲说。

也不是每次采访都是灰暗的。彭晓玲发现,只要提起年轻时的往事,这些行动迟缓、神情漠然,时不时就跑神的老人,眼睛里总会闪出一丝光芒。

在那个脚背被烫焦的老人家中,彭晓玲找到了一张落满灰尘的照片。照片中的年轻人身材魁梧,棱角分明,他穿着一身军装站在天安门前,笑容灿烂。眼下,坐在自家小院里,由于中风,老人露出有些僵硬的笑容。他含混不清地说,那是自己最辉煌的年代,当时在村里当队长,正赶上闹饥荒,他带领村民在地里刨食,保住了全村人的性命,后来他又带头打井、修路,让村子富了起来。

不过,除了彭晓玲,现在已经没有人听他讲这些往事了。他一个人坐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肥大的裤子随意地搭在腿上,沾满油渍的衣服散发着异味。他全部的活动,不过是从里屋挪到外屋,再从外屋挪到炕上。可每次挪动,只要稍不留心就会摔跤,每摔一次,偏瘫就严重一次。儿子们为此大为恼火,他也因此失去了去医院的权利。

他们是谁,曾经做过什么,都已经不再重要了。他们被集体抽离了特点和个性,取而代之的是略显尴尬的称呼:老人、空巢老人。”彭晓玲在书中写道。

这些感悟是彭晓玲在写作前没有想到的。过去,她擅长的是有关情感或者乡土的散文。她还记得,自己创作的第一篇题为《好女人》的散文,“通篇都在哭哭啼啼”。在完成《空巢》后,彭晓玲说她有些厌倦了“小女人”的情调,当她再提到最初那些“多愁善感”的文字时,也会不好意思地笑。

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相距太远,好像浮在虚空里。”她说。

她把视野转向公共领域,寻找时代的“痛点”,她开始相信“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才有意义”。

如今,她关注的不仅是空巢老人,《打工女孩》《留守女人》这样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在她的书桌上。她深感,“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沉默的群体,他们承受着不公,逐渐被边缘、被抛弃。

坐在书房里,彭晓玲表情严肃地说:“我应当为他们发声。

在彭晓玲家的会客厅里,出版社寄来的新书成捆地堆放在地上,整个房间都飘散着油墨的味道。一条国内某著名社会学学者的推荐语印在书封底上:书中所揭露的家庭结构变动、孝道的衰落、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等,都是影响空巢老人现状的重要因素。

对于这样的评价,彭晓玲坦陈:“其实这些都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我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贴近,然后完整地呈现。

也有人评价,这部作品还谈不上全景式地表现空巢老人问题。对于问题形成的原因以及解决之道,也尚未充分展开探究。

她也会小心翼翼地问记者,“这本书是不是太单薄了?”她会细数新书的种种遗憾,“很多老人不够典型、深层次思考太少、无用呈现太多……”最后,她决定要拜访一下那位不认识的社会学学者,再买几本社会学的书好好研读。

很快,彭晓玲就又要为另一部非虚构作品出发了。这次,她要“寻找”自己的同乡谭嗣同,她想找到答案:“为什么同是身在小城,家境优渥的谭嗣同,会跳进时代的大风大浪中?哪怕落下个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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