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实现创新驱动的历史实践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努力实现创新驱动的转变。四十年间，创新一直以改革、革新、创造等各种形态存在于我国历史发展和变迁之中，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江苏省会的南京，在这四十年里如何一步步探索实践创新？如何在创新驱动渐成主流的背景下，利用自身优势实现转型发展？本文在对近四十年历史资料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层面，试对南京的创新驱动能力与实践进行总结和评价，并结合问题探寻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

一、创新驱动的理论背景

“创新”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自然科学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1857-1858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而系统地提出创新理论，但是却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概念。例如“发明”、“技术变革”、“劳动资料的革命”、“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等，都是后人研究创新理论的重要基础。

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著作《经济发展概论》中提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在他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同企业家紧密相连，创新机制就在于经营者成为企业家，创新就是企业家推动的企业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熊彼特的思想得到了学者们的发展，创新理论演逐渐变成“技术创新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前者研究技术的变革、创新、扩散；后者研究技术创新、制度环境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阿瑟·刘易斯的拐点理论对理解创新驱动也有很大帮助。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包括自然资源、资本、智力和技术等，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自然资源和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是递减的，所以从长期看，经济发展取决于人的智力和技术。

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过程可以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国家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各个产业中的企业活力即创新力。在创新驱动阶段，由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进一步提高，如何有效地提高资源生产效率的知识方法变得更重要。

综上所述，基于学者们对创新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首先，创新超越了资本、劳动力等有形生产要素，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关键要素。创新程度越高的企业或国家，其全要素生产率 ¹ 越高，单位投入带来的产出也越高。其次，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领域，还包括制度、环境、人才等更丰富的内涵。最后，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也标志着我国制度创新的伟大开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将改革开放推入快车道，同年“十四大”的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是我国经济领域一项重大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2011年，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又提出“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目标。2012年7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自此，创新驱动不再是学术范畴的理论命题，它已经明确成为党和国家执政兴国的战略意图。

创新可以分为不同类别，从创新的逻辑层面来看，可以分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包括重大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革新等；技术创新主要是指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等创新。从创新主体看，分为政府创新和企业创新。从主被动关系看，包括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

二、南京在创新驱动方面的历史实践及评价

改革开放前，南京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全市公有制经济占绝大比重，经济活力极为低下。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南京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发展及各项综合实力都有了巨大飞跃。南京的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4.42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10503.0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经济增速平均达到11.9%。回顾南京的发展历史，经济增长经历了由“要素驱动主导”逐渐向“努力实现创新驱动主导”的转变。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大致可以将1978年以来的近40年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1年，是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阶段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但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不稳定，波动较大。 第二阶段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至2007年，是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期，南京经济在国内外各种“红利”释放以及高投入支撑下，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 第三阶段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南京经济与全国全省一样，经济进入减速区间，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效益不断下滑，原有的要素驱动模式不可持续，转而进入寻求创新发展的新时期（如图1）：

图 1 ： 1978-2016 南京 GDP 增幅和固定资产投资额

在上述的每个阶段，都不乏制度和技术创新的身影，对南京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这一时期，南京工业化水平不高，城市化还未推开，全市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城市开展搞活流通、搞活大中型企业、搞活城区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对工业企业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激发企业积极性，经济活力得到部分释放。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一些新产品从无到有、形成了一定规模。但由于处在改革初期，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多，思想还不够解放，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非公经济占比仍然很低。1991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集体所有制比重还占到近9成；工业企业中的纯国有企业也占据主导地位且运行效率不高。南京市作为省会城市，工业企业中的中央及省属企业比重近5成，企业经营自主权不够，创新意识不强。而此时，苏州、无锡乡镇工业正在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以其创新的组织方式，成为苏南模式的典范。

小结：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南京在制度和技术创新方面较为缓慢，工业化的推进不够快，体现在经济增速虽比全国高出0.5个百分点，但低于全省2.1个百分点。经济发展上被苏南城市赶超，1978年南京GDP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为34.42亿元、18.38亿元，均高于苏州、无锡；1981年苏州、无锡的工业增加值一举超过南京，苏州GDP也于当年超过南京，从此差距开始拉大；1991年南京工业增加值为96.98亿元，相当于无锡的80%、苏州的72%，当年南京工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8%，远低于无锡的66%和苏州的57%。

这一时期，全市在邓小平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我国更好地接轨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2003年南京提出工业“第一方略”的发展思路，工业从此走上技术升级的道路，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

在制度创新方面 : 一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1992年开始进一步加大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力度，实施了股份制试点，制定了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措施，乡镇企业也跟随苏南的脚步，呈现出跨越发展的态势。1992年纯国有、集体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市比重80%以上，到2007年比重降至10%以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占比29%，私营企业占比13.1%，三资企业占比升至41%。1992年国有、集体经济以外的经济成分创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占全市的25%，2007年该比重已经占据93%，多种所有制经济为全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 。二是进行国企改革。 1998年全市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达40%，国有经济涉及的33个行业中，全行业亏损的占54.6%。经历了“三年脱困”改革之后，2002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降至29.0%，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电子及通信设备、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较快发展，实现利税占规模以上企业三分之一以上，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

在技术创新方面 : 一是工业 产业结构升级 。90年代初期，我市实施“电、汽、化”战略，在工业技术进步和消费需求升级（汽车、数码电子等）的内外双重作用下，我市工业开始了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扶持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发展，逐渐形成工业优势产业群体。2003年南京更是提出工业“第一方略”，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这是工业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全市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3年的37.8%升至2007年的42.3%。 二是学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 2001年中国入世后，大量涌入的外资企业为本土的经营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学习模仿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对原有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由2002年的29.1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67.2万人。外资经济的蓬勃发展来了技术进步，“技术外溢”提升了南京的全要素生产率。

小结： 这一时期的创新主要体现了跟随国家改革政策走向和学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的特点。制度改革创新使企业焕发生机，释放了经济的活力；而抓住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消费升级的机会，旗帜鲜明地打出“工业第一方略”，在学习先进技术和产业升级方面加大投入，使得跟随模仿创新的效果十分明显。这一时期，南京经济增速高出全国3.7个百分点，高出全省0.2个百分点。但是，由于省内的苏州、无锡在这一轮发展外向型经济当中再次抢占先机，因而南京经济发展速度上依然落后于苏州、无锡，经济总量与两市的差距呈扩大态势。1992年南京GDP分别低于苏州、无锡96.02亿元、40.39亿元，到2007年时扩大至2417.12亿元、574.81亿元。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悄然到来，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矛盾较为集中，原有的主要依赖模仿的创新动力不足，国家先后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创新驱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互联网+”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创新的突破口。我市努力抓住此次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并努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取得一定进展。

在制度创新方面 : 一是加快实施科教驱动。 这一时期，全市深入实施科教强市战略，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为目标，先后出台了鼓励科技创新创业“1+8”系列政策，“科技九条”，以及《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普惠政策，综合运用无偿资助、创新券、后补助、基金直投等多种形式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积极建设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培育各类众创空间和积聚区。同时，加大创业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力度，集聚303名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来宁创业；积极推进“321人才计划”，累计引进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数千名，培养科技创业家数百名。 二是积极优化产业布局。 这一时期，南京以科学发展思路为指引，优化产业布局，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重点推进中国及国际软件名城建设，提出打造“创新型、服务型、枢纽型”等五型经济。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对“三高两低”和“两高一资”企业进行专项整治，万元GDP能耗从2007年的1.25吨标煤降至2016年的0.52吨标煤。钢铁、石油加工等七大高耗能行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007年的46%降至30%以下。2016年全市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从化解过剩行业产能和房地产业库存等矛盾入手，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取得初步成效。

在技术创新方面 : 一是 企业创新力度增强。 这一时期，南京研发投入和研发能力大大增强，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由2007年的2.65%，提高至2016年的3.05%；2016年全市研究与开发机构较2007年增加了1000多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设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占总数43%；研发机构总量从2007年的189个，增加到2016年的1447个；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数占总数的4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从2007年的3.9万人增加到7.6万人。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2016年全市专利授权量达28782件，是2007年的近8倍。创业一年以上的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企业中，有近百家企业营业收入超千万；科技创业家企业平均销售收入近6千万。 二是产业转型升级明显。 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带动下，传统产业逐渐向服务化、数字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制造业迈向高端化，2016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占据产值前4大行业的三席，而石油加工和钢铁已经跌出前4大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007年的38.7%提升至2016年的45.3%。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2016全市规上战略性新兴工业企业实现的战新产值占全口径工业总产值的56.8%，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以全年1398.4亿元的战新工业产值稳居七大产业榜首。经济结构从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48.4%提升至2016年的58.4%，比重列全省第一。传统服务业在服务业中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较好，2016年规模以上现代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232.93亿元，以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主的新兴服务业在服务业中占比不断提升。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苏宁云商、途牛旅游等一批互联网+企业成为行业领军企业。

小结： 这一时期的创新体现了政府推动的特点，政府出台的系列政策在对创新主体的培育和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引导上起到了较显著的支撑作用。这一时期南京经济增速比全国高出2.7个百分点，比全省高出0.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了苏州、无锡，南京与无锡的差距逐渐缩小，2014年GDP总量超过了无锡。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南京均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各种创新实践（如图2），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图 2 各时期创新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1 、无论政府或是企业创新，都可以分为模仿创新和主动创新两种类型

例如，地方政府推进的国企改革、所有制改革、包括目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沿袭国家制定的总体方针和政策，属于“模仿创新”；同样，国内企业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拿来”，应用到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去，也属于“模仿创新”。与此不同的是，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发展特点，独创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体制机制，例如苏南模式、南京的科教驱动等，属于“主动创新”；对于企业来说，自主研发产品和技术、开创新商业模式等，也属于“主动创新”（如图3）。

图 3 创新的不同类型

2 、模仿创新的效果因“人”而异，而主动创新才是竞争力所在

任何一个中央自上而下的政策出台，在执行时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第一轮发展中，南京由于是省会城市的原因，在所有制改革和企业放权改革初期遇到的阻力较大，因此效果不是很理想。在“走出去”上，苏州、无锡毗邻上海，有着更多优势。同样，在执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时，相同产业在不同地区面临的情况也不同。同时，各地的创新主体——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在思想解放程度上也不尽相同，也会影响最终的创新效果。

相较于模仿创新，主动创新更倾向于从创新主体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行符合自身特点的制度安排或基于自身优势的技术研发，更容易获得较好的创新效果。例如，苏南在第一轮改革时就创新了“苏南模式”，使得竞争力快速提升，经济发展迅速赶超南京。而南京在新一轮发展中积极作为，发挥科教优势推进自主创新，为自己赢得了后发竞争优势。

3 、企业家和政府擅长的创新领域不同，前者的优势在于技术（管理）创新，后者的优势在于制度创新

众所周知，创新的过程离不开两个主体，企业家和投资人，优秀的企业家是社会创新的主体，他们运用资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进步；而精明的投资人，通过选择优秀的企业家来实现为资本增值的目标。这里的企业家主要是民营企业家，当今中国许多优秀的企业，例如、阿里、腾讯、京东、华为，包括南京本土的苏宁，都是由民营企业家一手创办，技术创新是他们所擅长的领域；而投资人是指风险投资人。

建立创新机制的关键是打通“投资人”和“企业家”这两极，为他们的合作创造机遇、搭建平台，许多创业项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例如创业期的腾讯，现在的“摩拜单车”。因此，在创新制度设计、创新环境营造上政府可以作为的空间很大。但是反过来，政府如果试图代替企业家进行投资，结果必然是资本与企业家的分离，无法实现真正的创新；如果试图代替投资人选择企业家项目，也必然不具备风险投资人的慧眼，因为政府投资的决策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资人，不需要承担投资失败的巨大风险。

三、南京在创新驱动方面存在的问题

要实现创新驱动，尤其是主动创新，关键是要落实到创新主体上。对于南京来说，主要还是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政府这三方力量。从目前的现状看，南京这三方的创新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

首先，由于在南京的产业结构中，国有大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加之国企管理体制的原因，虽然占据了较多创新资源但自主创新不活跃。其次，由于知识产权问题，不应过分依赖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因此在技术上最有望实现自主创新的是民营企业，但遗憾的是，南京的民营企业发展不快且创新动力不足。 一是南京缺少生命力强大的民营企业。 2005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4%，到2016年占比为44.8%，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市这一比重约为60%。以南京的工业企业为例，2016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总数为2661家，民营企业占总数的7成左右，但整体实力不强，且以小企业居多，民营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和销售产值仅占全市的3成左右。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占到总数的8成，大型企业全市仅20家左右，龙头骨干企业仍然只是少数，2015年中国民营500强中，南京只有7家企业上榜，而苏州、无锡、杭州分别有19家、18家、55家上榜。 二是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也较为薄弱。 南京民营企业对产品升级的投入尤其是研发投入不足，民营企业科技人员总数、经费支出、科技创新成果等方面占比不高。2015年，南京全社会R&D经费投入为290.65亿元，仅比杭州少11.54亿元，但除去高校、科研院所的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与杭州的差距为61.23亿元。创新的不足反映在行业发展上，全市民营工业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企业的2成左右，我市民营工业主要行业产品主要还是以低端产品加工为主，如汽车行业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为主，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输电元件及电线设备为主，缺乏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虽实现成倍增长，但生产规模仍然较小，产量均仅为深圳1-2成。

南京有高等教育院校53所，其中211院校8所；国家重点实验室25所，国家重点学科169个。全省44名科学院院士都集中在南京，拥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6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26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22人。众多的科研院校和高素质的人才看似是近水楼台的资源优势，但并未如预期那样结出科技创新产业化的累累硕果， 原因一是科教资源转化机制还未完全理顺。 由于部、省属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中相关权益的归属等关键问题的协调解决非地方政府可以一己担当，使得南京一直没有摆脱靠近科教资源却无法很好受益的“资源魔咒”。2015年企业创新调查数据显示，在选择创新合作单位时，选择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为其创新合作对象的企业数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18.1%和10.1%，说明南京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对科教资源的利用程度偏低。 二是科研人员自由流动渠道还没有完全畅通， 创业人员在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流动过程中依然面临身份、人事关系等政策约束，政策执行中还存在“玻璃门”、“旋转门”的现象，同时薪酬制度还较为僵化不灵活，阻碍了创业人员的流动。

政府在创新制度和环境的营造上，手段还较为单一，重点不够突出。 一是吸引企业的优惠政策区分度不够。 多以补贴或是风险投资项目跟投的方式，虽然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原因是，对于急需创业启动资金的小企业来说，获得补贴的认证门槛较高，创业还未出成果阶段的企业很难获得，政策效果滞后。而对于已经获得市场认同的创新企业来说，企业家看中的并不是政府有限的补贴，而是宽松的创业环境，创业初期的投融资服务，研发项目的政策性支持，相应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创新载体的高端化程度等综合因素，而现有政策在不同环节对不同企业“撒胡椒面”式的优惠措施显得区分度不足。 二是吸引人才上的制度优势还不明显。 对引进科技顶尖专家，企业家，高层次人才，采用的基本还是财政资金直接补贴，或对引进人才的企业间接补贴的方式。然而经济待遇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围绕高层次人才全方位需求的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包括子女接受优质教育在内的诸多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因此在吸引人才方面的制度优势还没完全建立。

四、南京实现创新驱动的对策建议

推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继续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开透明的政府服务环境、良好的融资环境和科技创新环境。 一是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加大市场准入政策的执行力度。拓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范围，打破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逐步取消行政垄断对市场规则和秩序的影响，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削弱垄断行业地位，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竞争；推进简政放权，简化民营企业审批事项，提高办事效率。 二是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促进市场准入政策法律化。政府对民营经济开放准入，仅有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升为法律法规，提升准入审批过程的透明度，以法律形式明确审批事项、程序规则等，推动其实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三是 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政策倾斜，搭建支撑民营企业融资的资本平台，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政府资本应当只是一种形成和发展风险投资过程中的过渡形式，政府应逐步淡化风险资本资金重要供给者的角色。

一是 推进高端化人才载体建设。借助江北新区和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契机，加快可以承载高端人才的相关高端产业的发展引导，推动人才载体优先配置，支持江北新区争创国家级“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基地。 二是 完善高端人才服务体系。围绕高层次人才的全方位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各种便利服务，对引进的高层次海外人才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除了提供创业项目政策性支持之外，还充分考虑到创业团队在宁享受“同城化”待遇以及子女接受国际化教育的需求。 三是 理顺创新人才流动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支持各类科技人员投身创业，努力扫清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制约障碍，研究制定优秀人才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合理流动的政策措施。鼓励市属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适度兼职兼薪，完善科研人员在岗兼职、离岗创业、返岗任职制度。赋予市属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自主权，鼓励企事业单位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

政府对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所出台的一系列财政税收政策，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说效果是大相径庭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他们与政府之间保持着特殊的政治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使得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很容易获得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结果往往是减弱了其进行研发创新的动力，有证据表明政府补贴会对制造型国有企业的自主研发行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而与之相反，政府补贴对政治上比较弱势的中小民营企业而言就具有很好的激励效果。对于成长过程中的中小企业，在研发融资约束情况下，很难从银行、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而政府的补贴不但能解决燃眉之急，还能对企业创新起到显著的杠杆效应，能够提高企业从事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基于此，政府在制定鼓励政策时，应调整和优化财政资金支持方式，根据不同的企业规模和性质精准施策，提高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支出比重，鼓励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申报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并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对于一些投资规模较大、大部分企业无力投入建设的研发平台，要坚定发挥政府投资引领作用，建设共享的公共研发实验平台，以改善基础研发环境代替撒胡椒面式的补贴。

拟稿人：吴婧

1 全要素生产率：即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的投入都不变的情况下，产出额外增加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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