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看南京大屠杀:自己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

22.06.2016  10:19

参观者在参观纪念馆 阮忠/摄

纪念馆外雕塑 阮忠/摄

  □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这意味着,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每隔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

  □许多参观者在夏淑琴“”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眼泪,“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课本里那个冰冷的30万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说。

  □我又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呢?除了满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万,我又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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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去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看一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触发这趟寻访的是一条微博。北京时间4月15日凌晨,日本熊本县发生6.2级地震,网上一片嘲讽,纪念馆却在当晚出人意料地发了一条祈福微博:

  “侵华战争时,由熊本人组建的日军第六师团和第一零六师团均是侵华主力,其中第六师团更是南京大屠杀元凶。而今晚,我们想告诉你日本熊本县日中友好协会的故事:他们二十多年来坚持每年来我馆吊唁遇难的南京同胞……此刻,我们挂念着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其实,这个选题在我接手以前,已被足足搁置了一个多月。新闻翻新的速度太快了,在我都快忘记这条微博时,男领导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又冒出来了,“听说来纪念馆参观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人。

  有一根心弦被拨动,自己似乎触到了一个和“手撕鬼子”“金陵十三钗”“满屏鲜血乱喷”不一样的历史时空。

  开往南京的高铁上,学了3年文科高中加4年文化产业本科的我,拼命调动着自己关于南京大屠杀残存的记忆,却发现空空荡荡。

  4个多小时过去了,脑子里依旧只有一个冰冷的数字——30万。

   12秒”与30万人

  走进纪念馆之前,我一直在想:30万人是什么概念?

  30万,或许是把地铁车厢挤成沙丁鱼罐头的上班族,又或是当年和自己“争夺”全省5000个一本名额的四川老乡。

  我从未想过,这个数字会以一面墙的形式出现。

  那是一面高12.13米、长20.08米的档案墙,踮起脚尖大概也只能触摸到第二排的位置。密密麻麻的档案夹塞满了黑色的档案墙,随手取下一本翻开,上面写着姓名、年龄、家庭情况,以及死亡经过。

  这面足以挡住人全部视线的墙,有一万多份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及幸存者资料。把这一切看完,至少需要一个月。

  可纪念馆保管研究处副处长袁志秀说,相比30万的数字,“这里并不足以展陈所有的资料”。档案墙已从地下一层直插地上一层,甚至撑满了整面墙壁,也只放得下1万多人的资料,还有更多的遇难者资料,无法展现。

  许多来自以色列的参观者会在这里久久停留,不愿离去。他们很少有人看得懂中文,但抚摸着那些白纸黑字,眼泪总会一下子涌出。因为,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有这样一面档案墙。

  纪念馆的研究人员卢彦名曾到访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馆内一处玻璃地板下,摆放着成百上千双鞋子,鞋子尺码不同、造型各异。唯一相同的是,它们都是从灭绝营的尸体堆里扒出来的。

  叮咚,叮咚,拥挤的纪念馆里,水滴落下的声音异常清晰。在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的纪念馆的一个角落,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墙面亮起一盏印着遇难者遗像的灯,幽蓝色的光随即熄灭。

  如此,循环往复。一张张五官不同、年龄相异的面孔挨个点亮,再挨个和黑色的墙面融为一体。

  提起南京大屠杀,谁都知道有30万遇难者,可很少有人清楚,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如果以秒来计算,每隔12秒就会有一个生命消失。这是“12秒”的设计初衷,“让30万遇难者的遭遇回到每一个个体的遭遇”。

  那一刻,30万变得那么具体,又那么心痛。

  我在“12秒”前站了好几分钟,脑子里一直是自己做过的种种规划,20岁当记者,30岁周游世界,40岁关注养生,似乎生命本该拥有七八十年的绵长,而非炮火里那般脆弱。

  来自美国的飞虎队成员的儿子麦克唐纳先生站在这里,闭上眼安静地听了两分多钟水滴声,事后他说,在这些叮咚声中,他能感受到“父亲当年目睹了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30万同样是一个个家庭的劫难。

  在展厅地下一层的逼仄空间里,我很难去忽视那一排排低矮的平房。透过窗户望去,卧室里横七竖八躺着几个已经“死去”的大人,隔壁的屋子,两个小女孩蓬头垢面,脸上尽是黑色的污渍,她们缩成一团,小心翼翼地扒拉着家里仅剩的锅巴。

  这是南京大屠杀时,幸存者夏淑琴和妹妹真实的经历。屋外的屏幕中,如今年过八旬的她依然在一遍遍讲述自己的经历。

  许多参观者在夏淑琴“”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眼泪,“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课本里那个冰冷的30万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说。

  表现战争的残忍,不一定要用血腥的场面。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安妮日记》黑白照片中,安妮两只手交叠放在桌上,嘴角弯着,露出少女青涩的微笑, “比起血腥的场面,这样的微笑更让人难受。”卢彦名说。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玻璃墙柜,不见血腥的照片和影像,却放满了数不清的首饰和眼镜。它们都是从集中营带回的,器物的主人已无法探知年龄、性别、成长环境,唯一知晓的标签是“已死亡”。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黑暗甬道里,我打算继续前行,却差点儿打个踉跄。仔细一看,才发现地面是起伏不平的。讲解员许晶晶告诉我,不平坦的路也是设计这个场馆的理念之一,因为在那个年代,有关战争的一切,“都是压抑而坎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