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遗”始末

      档案实录

　　“至日寇由雨花门破城而入，假藉搜索中国兵为名，侵入氏家……欲加非礼氏媳马氏。媳妇马氏惊极啼哭，致触其怒，先将氏孙女存子（五岁）用刺刀劈开头颅，次孙女招子则洞穿其腹，继将氏媳马氏刺死，复将氏受伤之氏子国栋枪毙，连同氏媳腹内计大小五口死于非命。”

　　 ——南京市民哈马氏控诉日寇罪行

　　巴黎当地时间2015年10月9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在总共47个入选项目中，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申遗”成功。

　　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的想法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委员会主席卡门·帕拉迪女士。2008年8月，帕拉迪女士在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马吉影像”时，提出南京大屠杀档案理应列入世界记忆工程加以保护。

　　在这段震惊世界的“马吉影像”中，被日军侵略的南京城内生灵涂炭，被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被奸淫的妇女痛不欲生，街道、房屋、水塘、枯井……随处可见平民的尸体。

　　2009年，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等10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关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议案，此为当年南京市十项重要议案之一。2014年6月，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名表，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一年多后，消息传来，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慰安妇”档案遗憾落选。

　　至此，南京大屠杀档案经历了七年漫漫申遗长路，终于走进“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历史上一处不可磨灭的伤痛记忆。近日，南方日报记者奔赴广州、南京、上海三地，了解此次“申遗”成功的来龙去脉，同时查阅多份珍贵的原始材料，披露此次“申遗”档案中的部分内容。

　　 历时七年的努力

　　“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目的是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捍卫人类尊严，以防止此类违人道、侵人权、反人类的行为在今后重演。”

　　2014年6月，中国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日军强征“慰安妇”历史档案进行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关注。

　　世界记忆工程，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发起以保护文献避免被集体性遗忘、被忽视、被蓄意破坏的项目。其宗旨在于，让全世界所有人可以无障碍地接触到这些档案或文件，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对中国乃至全世界而言，如果能够让全世界所有人“无障碍”接触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惨痛历史，其意义不言而喻。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朱成山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怀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他对大屠杀最初的记忆来自于长辈。“南京大屠杀时，爷爷从工作的南京新街口银行跑到了郊区六合县，得以保住性命。但之后回南京城内上班时，仍然看到许多遇难者的尸体。他告诉我，当年大江里（指长江）漂着数不清的尸体，惨极了。”朱成山说。

　　2009年，朱成山等10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之后，南京市正式启动世界记忆申遗项目，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馆联合申报，最初申报内容有5组，包括南京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等。

　　按照世界记忆名录的申报程序，申报行为必须以国家的名义出面。2010年，三家档案馆“捆绑”申遗的5组档案被列入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名表，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正式启动。此次申请除南京大屠杀档案外，还加上了慰安妇档案，原来大屠杀档案也由5组变成了11组，联合申报的三家纪念馆也变成了七家联合申报。

　　历经七年的努力，两份珍贵的史料终于来到世界记忆名录的门槛前。2014年6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中国为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一事庄重表态：“中国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进行申报，目的是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捍卫人类尊严，以防止此类违人道、侵人权、反人类的行为在今后重演。”

　 　完整的证据链

　　“申遗”材料记录真实可信，档案互补互证，从不同角度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杀戮、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的大量罪行。”

  　　“申遗”确定方向之后，如何选取史料档案是一大难题。南京大屠杀档案卷帙浩繁，仅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藏的资料就超过16万件，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地也有许多南京大屠杀档案。在浩瀚的史海中打捞珍珠，考验着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功力。

　　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是标准。

　　据介绍，最后选取的档案为11组，包括日军当时自拍的屠杀照片，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记录影片，国际安全区工作人员中国妇女程瑞芳在大屠杀期间写的日记，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中国司法机构侦查、起诉、审判日本战犯档案等。

　　南方日报记者在南京市档案局档案征集利用处处长、研究员夏蓓的帮助下，得以看到此次申遗提交的部分档案——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南京大屠杀案发生后，当时的南京市民向政府机关撰写了大量反映日军暴行导致民不聊生要求救济的呈文，其中9份呈文被纳入此次申报档案。

　　“至日寇由雨花门破城而入，假藉搜索中国兵为名，侵入氏家，即指氏子国栋为中国兵，并索取财物，见室内妇女居多，兽行发作，将氏子国栋加以痛欧，以致腿折肢崩，继向氏媳马氏索取稀物手镯、金项圈、戒簪约数十两，又欲加非礼氏媳马氏。媳妇马氏惊极啼哭，致触其怒，先将氏孙女存子（五岁）用刺刀劈开头颅，次孙女招子则洞穿其腹，继将氏媳马氏刺死，复将氏受伤之氏子国栋枪毙，连同氏媳腹内计大小五口死于非命。”

　　这份档案是南京市民哈马氏写给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呈文，文中叙述了日军进入哈马氏家中将其全家杀害的人间惨剧。翻阅这些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泛黄纸页，苦难同胞的痛声控诉仿佛言犹在耳。

　　国家档案局认为，“申遗”的大屠杀档案历史线索清晰、记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从不同角度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杀戮、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的大量罪行。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这个是无需证明的。我们选取的材料是从各个角度去反映这个惨案。”

　　 让“和平之舟”远航

　　“相关档案成功申遗，表明世界范围内人们对这段历史认知取得共识，这对于30万南京大屠杀亡灵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来说是最好的慰藉。”

　　10月的南京秋意渐浓。在南京市水西门大街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无言矗立，仿佛一艘正待远航的大船，承载着世界和平的希望。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在这里感受着“和平之舟”凝聚的伤痛，也感受着它不忘国耻追求和平的使命。

　　中国提出将大屠杀档案“申遗”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关注，从提交申请到档案评审阶段，日方多次无理要求中方撤回申请。张连红认为这并不出乎意料，“2000年以后，日本右翼思想逐渐猖狂。不仅是某些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否定大屠杀，日本的右翼政客也开始煽风点火。南京大屠杀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用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还没形成定论来抗议中方‘申遗’目的是混淆视听”。

　　2014年3月，按照双年报、单年批准的惯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开始了两年一度的世界记忆遗产工程的申报工作。负责牵头申报工作的国家档案局，决定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档案》列入此次中国申报的两个项目。

　　对于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遗”的结果，朱成山表示，“这是和平的胜利。我们提出申遗，就是为了警醒世界不能再让类似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重演。申遗成功表明，我们的认识也是人类的共识。”

　　“一开始我们只想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件事情，秉持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慰安妇问题，都是属于全人类的惨痛记忆……相关档案成功申遗，表明世界范围内人们对这段历史认知取得共识，这对于30万南京大屠杀亡灵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来说，都是最好的慰藉。”

　　金陵深秋，“和平之舟”徐徐起航。在大屠杀纪念馆参观的游客会发现，在展览的末尾，一个翠意盎然的“和平公园”正等待着他们，这是为了缓解参观者的压抑心情而设计的。一座手托和平鸽的“和平母亲”雕塑，让人心境豁然开朗，也让人倍加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

　　 南京大屠杀

    　11组档案内容

　　《程瑞芳日记》，记载了程瑞芳与美国人魏特琳和中国人陈斐然三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组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工作过程及其日军在此的犯罪记录。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及相关影像，包括1938年5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10幅由约翰·马吉胶片翻拍的南京大屠杀照片。

　　1938年南京华东照相馆学徒工罗瑾冲洗并保留，后被吴旋保存并在战后送交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转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被称为“京字第一号罪证”的16幅砍杀中国军民和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及其照片册。

　　1946年10月18日，吴旋呈送上述16幅血证照片册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时记录的手印具证，以及南京临时参议会转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文书。

　　1947年3月10日形成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原件11件档案。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提供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证词，历数日军所犯各种屠杀、奸淫及抢劫的暴行。

　　1946年10月19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的证词，包括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传票、法庭询问笔录、证人具结书及1937年12月19日，身中37刀的陆李秀英在鼓楼医院（时称美国教会医院）接受美国医生威尔逊救治时的现场照片。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如1946年7月27日调查表中列举的受害者已近六旬，被日军在城南防空洞射杀。

　　1947年1月，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会同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负责人，前往中华门外普德寺调查验证，发掘死难者坟墓，检验遗骸现场照片。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市赔偿调查委员会、首都警察厅、首都地方法院、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等，接受的大量南京市民呈文，内容可分为人口伤亡、查找失踪人员、工商业损失、房产财务损失、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

　　外国人日记：“占领南京——目击人记述”。

　　 档案春秋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发起人朱成山：

　　16张“京字第一号”屠城血照如何得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史料馆里，静静地躺着一份南京屠城的血证——16张记录了侵华日军士兵在南京城内烧杀掳掠施暴的照片。在此次“申遗”的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中，这是其中的一份重要文献资料。

　　这16张两寸半的照片，有日军在南京下关江边“万人坑”旁杀害中国平民的画面，有两名日军士兵杀人后手持屠刀的合影。值得一提的是，这16张照片均为日本官兵自己拍摄，它们在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时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京字第一号”证据。

　　这16张照片的主人是谁？它们的背后有着怎样阴差阳错的故事？日前，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此次“申遗”发起人、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向南方日报记者讲述了16张照片的来历。

　　1995年，罗瑾回南京给母亲上坟，来南京后听说成立了大屠杀纪念馆。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他决定去纪念馆看看。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他当年冒死保留下来却又不慎遗失的16张照片。

　　事情被媒体报道后，当年上交这16张照片的南京市民吴旋找到纪念馆。在馆方的安排下，两人见面，才发现彼此是故人。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少年罗瑾是“华东照相馆”的学徒工。一天，一名日军少尉军官让他冲洗两卷120张的胶卷，罗瑾发现其中有多张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强奸侮辱中国妇女的照片，他非常愤怒，就偷偷多洗几张保存起来。此后每当有日本兵前来冲洗，他都会偷偷加洗日军烧杀奸淫的照片。

　　随着照片越来越多，罗瑾从30多张中挑选16张装订成册，然后将剩余的烧毁。为防万一，他把照片藏在自家房梁上。

    　1940年5月，罗瑾来到汪伪政府设在南京毗卢寺的交通电讯集训队。为了安全起见，他把相册偷偷从家中转移到集训队宿舍的床板下。1941年初，伪宪兵突然进行大清查，罗瑾情急之下把相册藏在寺庙茅厕的墙洞中。几天之后，他却发现相册不翼而飞。

　　相册去了哪里呢？落入了吴旋的手中。和罗瑾一样，吴旋也是交通电讯集训队的一员。

　　藏在毗卢寺茅厕墙洞的相册，被吴旋意外发现。虽然吴旋当时并不知道其来历，但他意识到这本相册的价值，赶紧转移到毗卢寺内一座佛像的底座下。

　　直至1941年秋，吴旋从集训队毕业，才将这个相册塞进小皮箱的底层，从毗卢寺带回四条巷小杨村的家中。

　　1946年，南京成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得知这个消息后，吴旋从箱底取出了那本保存了6年的相册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后来被作为“一号证据”在法庭上出示。

　　这组照片影响了罗瑾的一生。相册不见后，他马上逃离南京，先跑到上海，又到安徽，最后到福建大田市大田县的山沟里。他原名叫王罗瑾，之后改名罗瑾，后来一直没回到南京生活。和吴旋见面后他还开玩笑说：黑鸡’你偷走我的照片把我害得好苦啊，我当时都不敢在南京待了。”

　　 关注“慰安妇”档案

　　专家

　　“申遗不成功，不代表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就此终结”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日发布的消息，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日军强征“慰安妇”档案遗憾落选。“申遗不成功，不代表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就此终结。”作为中国申报“慰安妇”档案中唯一提供了大量史料的个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

　　在70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有数以万计的东亚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时至今日，中国幸存者里依然健在的只有20人了。仅从2014年夏天申报到结果揭晓的一年多里，中国现存的“慰安妇”中又有四人离开了人世，还有两位“慰安妇”目前处于病危状态。

　　我国申报给联合国世界记忆工程的《“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主要包括了1931年至1949年在华“慰安妇”的档案，记录了“慰安妇”的痛苦遭遇。该档案共分五大类29组，除了苏智良教授提交的24张照片外，其余档案分别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南京、上海等地以及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