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海的“土地故事”
12月8日，山东省高青县常家镇蓑衣樊村，夕阳的余晖洒在冰封的荷塘上。沿着荷塘边的小路，村党支部书记刘树海讲起了“土地”的故事。
“早在2011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吃螃蟹’了。”刘树海说，“那时候，我们全村的土地全部流转给瑞祥农业合作社，村民一亩地一年可以获得1100元的收益。”
刘树海（右二）正在麦田里与村民一起查看苗情。光明日报记者 李慧摄
■“80%的村民同意，剩下20%怎么办”
1978年出生的刘树海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那一年，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拉开了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的大幕。如今的他，则带领村民把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向外流转。
一米八五的个头，浓浓的山东口音，但见到记者，刘树海很快就转换成了普通话。
2011年4月，蓑衣樊村村民刘树海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担任瑞祥农业合作社理事长。上任伊始，有多年外出务工经历的他就带来一个“大手笔”：对全村1570亩土地进行流转，以每亩每年1100元的价格与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把土地集中到瑞祥合作社进行集约化经营。
“当时村民们都赞成吗？”记者问。
“让村民离开祖祖辈辈的土地，一下子很难适应。”刘树海说，80%的村民同意，20%的村民不理解。
60岁以上的老人不同意流转，他们担心土地流转后，失去依靠。有的村民因为要照看孩子没有外出务工，也希望在土地上干活儿。
回忆土地流转的进程，刘树海讲了一个故事——
在最初进行土地流转时，一位姓翟的老人不同意将自家土地流转，坚持要自己种地。村里提出给他置换土地，老人坚决不答应。这一年，老人自己种了水稻，但收益和出租土地所得相比差了一大截。随后，当合作社再次找到这位老人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很多原本不愿土地流转的村民，开始慢慢改变了想法。
“土地流转后，每亩可以获得1100元的租金，光这一项就比此前种田收入要高。”村民张立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流转前，每亩能产稻谷900斤，按稻谷出米率0.7、大米市场价2.5元计算，刨去成本，每亩的纯利也就775元。
2011年，随着167户村民全部同意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蓑衣樊村在高青县第一个实现了农村土地“全流转”。
通过流转后的集约化经营，刘树海带领村民种植有机水稻，精品米每斤能卖到9元。去年，瑞祥合作社每亩获利3500元。
稻田里还养上了螃蟹。“一亩地产80斤到100斤螃蟹，每斤平均30元，光这笔收入就是以往亩产的两到三倍。”刘树海说。昔日的盐碱洼地变成了“原生稻场”，蓑衣樊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年前的6000元左右增长到如今的1.5万元。
蓑衣樊村三面环水，由于长期受黄河水侵蚀，土地是典型的盐碱涝洼地，贫困村的帽子长期难以摘掉。“添了地、降了本、增了利”——刘树海这样形容土地流转带来的好处。
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土地流转之后，由瑞祥合作社进行整理，一些沟渠、道路平整之后变成了耕地，户与户间的宽地垄得到移除，无形中增了地。签到协议上的土地亩数是1570亩，实际耕种了1608亩。
然而，在刘树海看来，土地流转最大的好处是将多年的土地纠纷全部“清零”。
《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产生了一些不公平，比如村里老人去世后，他的地还在；有的家里新添了人口，但没有地。”刘树海说，土地全流转，让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村民刘德刚家原来有3口人，结婚生子后，成为一个五口之家。但是由于村集体没有剩余土地，他爱人和孩子一直没有分到土地，全家只能种植原有的3亩地。按人口数分配土地收益后，他家每年可按人头数分红。
“按土地入股、按户口簿实有人数分红的模式，解决了人与地的矛盾。”刘树海说，集体土地的收益与名下是否有土地不再挂钩，只要户口在蓑衣樊村，就可以获得集体土地的收益。
“头一年，全村有30多户经济条件好的农户以土地入股，这样，参与入股的农户除了能按照‘人头’获得合作社经营的纯收益外，还能按‘土地入股数量’获得分红。”刘树海说，“我们今年还要做一件事，一分不投的农户我们也给他们分红，这部分要占到分红的10%。”
土地全流转，蓑衣樊村村民有了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村内不能外出务工的35名村民，按集体安排从事农业生产，领取报酬。记者来到35人之一的仁立忠家时，他正在为外孙准备晚餐，锅里热气腾腾，米饭清香四溢。
土地流转前，仁立忠家的土地总共不到两亩半。“当时一亩地一年能赚370元，总共能赚800多元。跟着‘兄弟’干后好多了！”62岁的他亲切地称刘树海“兄弟”。他笑着告诉记者：“我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现在我在合作社干活儿，一年负责种44亩地，收入1万多元。”
2013年，蓑衣樊村所在的鲁北地区遭受严重涝灾，很多旱田颗粒无收。由于种植的品种为水稻，蓑衣樊村逃过一劫，然而稻谷产量因此损失近三成。
“如果是旱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对于合作社承受的风险，刘树海仍有顾虑，“风险保障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
现在，除了小麦、玉米、棉花每亩缴纳10元农业保险，农民个人缴纳20％，财政补助80％，受灾每亩最高赔偿450元外，流转大户没有任何保险措施，如遇自然灾害，很可能就难以向农民支付土地租金。
刘树海建议，建立流转大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加大对土地流转种养大户的农业保险补贴力度，如遇上天灾后起码能够保证支付农民土地转让金，避免损害农民利益。
截至目前，蓑衣樊村所在的高青县土地流转总面积已达9.53余万亩，约占全县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14.36%。
“听说蓑衣樊村还从邻村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记者问。
“土地流转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刘树海沉默片刻说，“规模一定要适中。基础设施、机械设备、管理水平都要跟上。要防止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我认为，中央提出的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土地面积10至15倍，有科学道理。”
在刘树海看来，怎样让农民与集体形成利益共同体，才是问题的关键。
■“土地流转后，不能都不种粮”
记者在离蓑衣樊村不远的宁家村看到，村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搭建蔬菜大棚。
“一个大棚的投入是20万元，但预计种植有机蔬菜两年就能收回成本。”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过去这里都种小麦，土地流转后都集中改种蔬菜。
“流转的土地90%已经‘非粮化’。”高青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韩凤云担忧地说，“蔬菜种植收入远远高于种粮收入，希望国家加大对种粮的补贴。”
“都改种蔬菜，吃饭就成问题了！”刘树海强调，“非粮化”“非农化”是土地流转要避免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要想办法让农民从土地中增收、从种粮中致富。
的确，土地流转，转的不只是土地，还有观念。
傍晚六点，蓑衣樊村党支部院里的“留守儿童之家”灯火通明。
20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摆着二十张课桌。书架上，有六层花花绿绿的课外书。黑板上保留着数学公式和卷起的投影幕布。一位老师正在给孩子辅导作业。有的孩子把外衣上的帽子戴在头上，一台柜式空调，似乎还不足以驱散寒冷。
7岁的何家奇正在看书，当问及他父母时，他有些拘谨。“爸爸妈妈在张店送水，一个月回来一次。”小家奇的眼里充满期盼。
“像家奇一样，每天放学后来这里学习的孩子有43个。”刘树海清楚地记得这里每个孩子的姓名。
“土地全面流转，村民走出去不再有土地的束缚，但孩子们需要更多关心。”刘树海给留守儿童们安排了校车、学习室；给老人们布置了老年活动室，有台球桌、棋牌桌、按摩椅，但他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
故土，是所有中国人的情结。离开土地的人们，将以新的方式告别，也将以新的方式开始。
大芦湖边，芦苇在风中起舞，红瓦黄墙的民房整洁明亮。
刘树海笑着说：“这个位置拍夕阳是最美的，要是你们不怕冷，我带你们去体验渔船，明天早晨，我还可以陪你们拍最美的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