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医大校友凤仪萍教授 14岁被掳到日本挖煤一年

09.12.2014  10:45

  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医科大学校友、现居广州的凤仪萍教授给母校寄来一沓材料,其中一册《北海道角田矿“共荣寮”遇难同胞人名簿》复印件引人关注。 

  70年前,年仅14岁的凤仪萍被日军从上海老家掳去日本北海道一座煤矿做劳工。他死里逃生回国发奋考上大学,成为泌尿外科专家。  “生死簿”的记录,成为他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 

  通讯员  陈思宇  陈亚新 

  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  于英杰 

  去复旦途中被掳去日本煤矿  “每过一小时就像熬了一整年” 

  1944年8月,14岁的凤仪萍刚上初二,那天他从上海浦东南汇县横沔镇家中出发,到复旦去找一位老师,没想到遇上日本兵,被抓到虹口一个集中营。 

  “老老少少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是我。”10多天后,他们300人被押上一艘船驶往日本。海上颠簸一个月,2名同胞不幸病死,船在日本门司港靠岸。“我们又被押上火车,中间也不知经过多少次兜转,才抵达北海道夕张县栗山町的角田煤矿。” 

  那是地狱般的日子。凤仪萍和难友们每天早上4点多被赶起床,带着矿灯、工具、木饭盒进矿,在狭窄的坑道中打眼、放炮、挖煤。烟尘未散就进去装斗车,晚上11点日本工头检查,合格后才能爬出矿井。“我回国十几年后,有时还能咳出黑色的带煤粉的痰。后来我学医了,想来自己都害怕。” 

  中国劳工住的叫“共荣寮”,但大家更愿用日语谐音称其为“苦难寮”。日本工头凶狠,劳工们动作稍慢立即招来毒打,凤仪萍说,每次下矿井,都不知能不能活着爬出来,“那时觉得每过一个小时,都像是熬过一年。说是煤矿,其实比地狱还残酷。” 

  曾用罢工反抗遭到疯狂报复  “我曾想自杀但被工友们救下” 

  管理“共荣寮”的寮长是原关东军受伤军曹,叫小田岛。为了便于管理,他们给中国劳工一一标上编号,凤仪萍是41号。他幸存后带出的“生死簿”上记录的编号,就来源于此。在凤仪萍印象中,小田岛和他的手下监工凶残异常,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打死或逼死一名中国劳工。小本子上,有的中国劳工姓名后面标注着日期,那就是他们遇害的时间。 

  凤仪萍最难忘的是同胞193号侯林生的遭遇:“他带伤下井,惨遭日本监工毒打。监工用钉锤朝他雨点般敲打,脑浆迸射,鲜血直淌……那天是1945年3月28日。” 

  中国劳工曾用罢工来反抗日本人的暴行,但失败了并遭到疯狂报复。“日本工头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拖进矿井里,给我们断粮。”由于饥饿、寒冷、劳累、惊吓,以及残酷的毒打,4名中国劳工上吊自杀;还有几十名先后病死、饿死。 

  凤仪萍还与其他4名工友实施逃跑计划,趁监工不注意跑进北海道的深山躲了7天,不幸被抓回。“冰天雪地里,我们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失去知觉。” 

  “我盼望回到家人身边,可遥遥无期,我想到了自杀。”但被工友及时救下。大家劝我说:“这里面就你最小,你一定要活下去,把我们这里的苦难告诉国人!” 

  两名新四军暗记中国劳工生死  “他们被害后我接着记录” 

  凤仪萍说,劳工中有两位小学的教书先生,他们是“生死簿”上的70号费铎、71号山耀良。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新四军,执行任务时被抓进集中营。他们用一个小本子悄悄记下死亡的同胞。 

  “小本子100毫米宽、150毫米长,跟手掌差不多大,有40页厚,藏在工棚一个木板的夹缝中。”凤仪萍说,两位老师叮嘱我,假如有一天能回国,一定要把这个生死记录名单带回,向全世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把我们抓到地狱去的。可不幸的是,此后不久两位先生惨死。其中,费铎死于因组织罢工失败而招致的毒打,山耀良死于瓦斯爆炸引起的坑道塌方。“费铎老师遭受虐打后,被悬空吊在布告栏边长达七天,‘杀鸡儆猴’,把他活活在雪地中冻死、饿死的。” 

  “他们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小本子。”凤仪萍接下两位先生的工作,偷偷记录一位又一位惨死同胞。到1945年10月回国时,小本子上已经记下98位死难同胞的姓名、住址、死因和编号。 

  曙光终于到来。1945年9月15日,中国劳工接到通知,不用下矿,在工棚等着。上午9点,大家到小广场集合。眼前是一个美国兵:“你们不知道日本投降了吗?” 

  “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大家一起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凤仪萍老人流泪说,11月3日,船到上海吴淞口岸,大家都失声痛哭。 

  年年悼念他们,是我的责任  “98名同胞姓名是最沉重记忆!” 

  离开北海道时,凤仪萍将“生死簿”揣进怀里带回。被掳做劳工的300人,一年下来被打死、饿死、病死、逼死1/3。每每回忆至此,他禁不住泪流满面。“生死簿”上的记录,就是这段历史的缩影。 

  再次踏进家门时,凤仪萍见到瘦得只剩40多斤的母亲,因思念担忧儿子病在床上,已经意识模糊。凤仪萍发奋读书,1949年考上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改名‘凤仪萍’,取自‘凤凰来仪,萍水漂浮’之意。”毕业后的他在南京工作多年,直到1987年受聘定居于羊城。那本“生死记录簿”一直相伴左右,上面记着多名江苏的劳工,比如家在南京市复兴路的潘建华,无锡的袁祥泰,淮安的同治等人。 

  “这是日本鬼子的罪证,记录着我98位死难同胞!”虽然历经文革磨难,中间颠沛流离,凤仪萍依然珍藏这份“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作为国内著名的泌尿系统高级专家,他仍不忘责任,从一名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变成了历史的证人。1990年起,凤仪萍多次去日本,向日本民众和媒体讲述被掳中国劳工的历史。后来,他把小本子捐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希望世人“牢记历史,发奋自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医大孟国祥教授说,“生死簿”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凤仪萍老人坚持为历史作证,值得世人敬仰。“只要我还能动,我就去悼念他们,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去告诉他们,祖国强大了,同胞们安息吧!”凤仪萍老人抚摸着小本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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