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汽车:需要鼓励更需要规范

20.02.2017  17:34
以“分时、智行、共享”为标志的EVCARD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项目日前在南京正式运营。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万程鹏摄 - 新浪江苏
来源: n.sinaimg.cn
  以“分时、智行、共享”为标志的EVCARD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项目日前在南京正式运营。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万程鹏摄

  手机下单、随叫随走、每公里1元……继“共享单车”后,时尚、酷炫的“共享汽车”又成为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成都、武汉、杭州等地的街头一景。谁在参与这个市场?消费者怎么用?如何管理?——记者近日走访多个城市,打开有关“共享汽车”的三个问号。

   多方进场“掘金” 年轻人爱用

  在国内大中城市,买车、养车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限行政策、上车牌难及城市停车位饱和等问题,公众对“共享汽车”具有巨大潜在需求。

  调查发现,首汽集团旗下“Gofun出行”、乐视汽车平台“零派乐享”、“宝驾出行”等“共享汽车”品牌已进驻北京市场,其中“Gofun出行”已经在北京储备1100辆车,租赁点100多个,2017年将扩展到200多个。

  在上海,上汽集团与EVCARD合资成立的环球车享已经投放运营6500辆。2017年,公司计划实现上海核心交通枢纽的全覆盖,同时将覆盖至全国50个城市。

  在广州,已有“有车”、EVCARD、驾呗等共享汽车运营商。在深圳,比亚迪、中兴、车普智能、联程共享四家企业的1000多辆分时租赁汽车每天活跃在街头。目前深圳已投放约200台TOGO“共享汽车”,预计今年二季度将达到500台。

  在重庆,戴姆勒集团旗下的“即行car2go”已陆续在主城区投放600多辆奔驰smart汽车。力帆集团的“盼达用车”投放数量也达到800辆左右。

  目前大部分公司选择电动车运营,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国家信息中心去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分享1辆汽车,可以减少13辆汽车的购买行为。

  “共享汽车”的用户以年轻人为主。“北京限行限购,买车很不方便,养车费用也很贵。使用‘共享汽车’既能满足我的需要,还很酷。”26岁的刘晓倩在体验完Gofun后说。

   费用远低于出租车 保险自愿购买

  在北京,记者下载一款手机APP,上传身份证、驾驶证照片,缴纳押金699元。不到5分钟,就获得一个账号。登录后在距离最近的菜市口地铁站附近选择一辆奇瑞EQ新能源车下单,收费是每公里1元加上每分钟0.1元。开车行驶9公里,用时66分钟,费用总计15.6元,远远低于北京市2.3元每公里的出租车运价。

  在上海,记者在一家服务点刷卡租赁了一辆荣威E50新能源车,收费为每分钟0.5元。使用结束后回到租赁点刷卡还车、充电。手机APP上显示当天总计使用52分钟,付费26元。

  西部城市重庆和成都,也是“共享汽车”的热门投放区域。“car2go取车停车并不需要到指定地点,凡是不违规的地方都可以停。”重庆市民、“90后”小伙子黄伟说。

  与“共享单车”不同,开车上路就有可能发生事故,“共享汽车”如何保障驾驶安全?不少平台推出了保险服务。比如,Gofun在确认用车之前,需要选择是否购买价值10元的不计免赔服务。“即行car2go”也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综合商业保险。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停车和违章费用,则需要用户承担。此外,为避免出现人为锁车、毁车、圈车收费等不文明用车行为,各大平台都在相关条款中做了规定,并明确了用户需承担的相关费用及法律责任。

  “押金也是一种管理方式,提醒用户对消费行为负责。”“Gofun出行”首席运营官谭奕说。

   新事物应支持 监管亟待填空白

  采访发现,目前国内多地对汽车分时租赁市场的监管大多空白,无章可循。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海波认为,与“共享单车”不同的是,汽车占用的城市空间和道路资源是比较多的。城市管理者应该积极关注,研究是否需要控制规模、设立市场准入规范、定义车辆性质以及规范安全、保险等问题。

  当然,多数专家也认同,对新生事物,城市管理者应在底线思维下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对“共享汽车”行业的发展应以鼓励扶持为主,否则服务网点少、停车难等障碍会制约行业的健康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委员袁奇峰表示,“共享汽车”作为准公共产品,要有公共政策去配套。比如在轨道交通终点站、城市边远地区,或者大学旁,可以在停车场租金方面给予优惠和减免,提供场地支持等。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交通管理部门尽管尚未出台管理细则,但均表达了对这类新兴出行方式的鼓励态度。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已计划将二、三环40余处高架桥下的空间改造作为 “共享汽车”租赁点。

  此外,有专家指出,“共享汽车”的使用权下放至流动的个体,因此对使用者的素质和社会诚信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建议加快实现企业内部信用信息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衔接,并以此为依据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使用者的消费行为。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