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南京叫“集庆路” 科举考试3年一次

　　导读：很多南京人不知道的是，在张铉成书的“至正”年间(元年：1341年——末年：1370年)，南京还不叫“南京”，叫做“集庆路”。其区域范围也比目前的南京要大很多，除了今天的南京大部分地域之外，还包括句容县、溧水州、溧阳州。

　　前天的江苏2015年高考作文题让人眼前一亮，而南京传世名著其实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种智慧，一种境界。

　　夫子庙江南贡院也是古代高考的地方，而在元代，这里因为元代统治者不重视科举，一度变为管理丝织工匠的东织染局了。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记载元代南京那些事的《至正金陵新志》，这部南京方志也列入了南京传世名著推荐书目中。

　　成书时南京还不叫“南京”，叫做“集庆路”

　　在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中，《至正金陵新志》静静地躺在展柜里，这是元代的张铉纂于1344年，也是南大馆藏的方志中最早的刻本。

　　很多南京人不知道的是，在张铉成书的“至正”年间(元年：1341年——末年：1370年)，南京还不叫“南京”，叫做“集庆路”。其区域范围也比目前的南京要大很多，除了今天的南京大部分地域之外，还包括句容县、溧水州、溧阳州。

　　原来，在元代“路”是直属道管辖的国家第三级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市”。元代初期，南京沿用北宋的名称“建康府”，不久改称“建康路”，直到元文宗图帖睦尔登基后，1329年才诏令改建康路为集庆路。因为南京正是元文宗的福地，在之前他只是建康路怀王府里的怀王。在宫廷政变中，图帖睦尔被迎入京城，成为元代第七位皇帝。

　　任集庆路学(元代地方官名)的张铉，在随后的日子里写出了这部《至正金陵新志》。

　　张铉为何要写这部方志？书名又为何不叫“建康新志”或“集庆新志”呢？张铉自己其实在书中也给出了答案：“金陵图志存者，惟唐许嵩《建康实录》，宋史正志《乾道志》，吴琚《庆元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而刻板已亡，所见卷帙惟《景定志》五十卷。”对张铉来说，虽然当时的朝廷统治者对“南人”实行歧视政策，但金陵“历代为国为州为府，典章文物，宜可考征。”

　　无论地名怎么改，张铉觉得金陵最能成为代表这个地方的名字。而在他之前有人编写过一本《金陵志》(已佚失)，因此张铉把自己的书叫做《金陵新志》。

　　至于“南京”这个地名，直到朱元璋攻克集庆路后改称应天府，1368年称帝时，才改称为“南京”的。

　　夫子庙一带曾设立东织染局

　　南京大学教授、元史专家陈得芝介绍，《至正金陵新志》成书于至正四年(1344年)。全书分为地理图、山川志、官守志、田赋志、兵防志等17门。“本书有元刻本和元刻明修补本传世。书中关于元代官制、兵制的记载具有史料价值。而丰富的元代南京地方史料也最为珍贵。”

　　根据《至正金陵新志》记载，元代起初是不待见当时的“高考模式”——科举制度的，夫子庙里甚至一度成为为皇帝皇后服务、织造华丽服装的东织染局。

　　史学泰斗、南京大学教授蒋赞初就认为，为元代皇帝皇后服务的东织染局就在城东南今武定桥至贡院一带，管辖工匠达3000多人，织机有154台，年产缎匹4500多段，生丝11500多两。

　　蒙古人逐渐“舍弓马而习诗书”

　　那么在蒙古族统治的年代，南京真的是水深火热吗？

　　事实上，南宋时期，江南因有长江屏障避免了战火的蹂躏，保持了自南北朝开始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强劲势头，到了南宋末年，江南也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最重心的区域。而作为世界上横跨欧亚疆域最大的帝国，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信服的是战马和刀、箭。不过随着岁月逐渐抚平了民族间原有的嫌隙与创伤，民族之间的文化开始融合与同化。蒙古的胜利者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的江南歇下马来后，开始渐渐改变旧习，纷纷“舍弓马而习诗书”，投师汉族名儒，求学问道。

　　到了立国45年的1315年，元朝吸取汉人的儒家教化，才举行了第一次乡试。当时还很年轻的图帖睦尔也因为长期生活在江南，精通汉语，能书画诗文，并留意招揽诗人李孝光、书画家柯九思等江南文士。朝天宫街道工委书记张振荣考证，图帖睦尔的怀王官邸，就在今天的大香炉东张府园一带。

　　后来，科举制度再次成为元代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不过当时的选拔跟现在的高考完全不同，每三年才举办一次开科取士。

　　书中好玩的那些事

　　南京名气最大的酒叫“金陵春”

　　除了元代南京地区历史地理信息外，《至正金陵新志》还包括山川、官守、四赋、民俗、学校、边防、祠祀、古迹、人物志等。就连古人爱喝的酒，书中也有不少记载。

　　“堂上三千珠履客，瓮中百斛金陵春”，这是唐代大诗人、酒仙李白在《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一诗中的名句。这是李白在对友人说：“你家有三千名脚穿珠履的门客，更让我动心的，是你家酒瓮中还有百斛金陵春。”

　　《至正金陵新志》就引用了这句诗，并说，唐代人喜欢以“春”来给酒命名，当时南京有名的地产酒还有“绣春”、“堂都春”、“留春”等品种，但名气最大的还是“金陵春”。

　　南京方志学者也认为，李白的诗不一定写于南京，但其中提到的“金陵春”的确是历史悠久、产自南京的美酒。

　　苏轼、王安石虽交恶，

　　但留下南京千古对谈佳话

　　张铉还在《至正金陵新志》中详细记录了关于苏轼与王安石之间交恶的故事。

　　“由于元代离那个年代并不久远，所以可信度很高。”朝天宫街道办事处的陈繁介绍，苏轼与王安石变法理念的不同，是公义，就私谊而言，却众说纷纭。不过《至正金陵新志》记载，两人交恶问题出在王安石学生吕惠卿、李定的身上。其中吕惠卿品性不佳，嫉妒苏轼才华，就经常在王安石那儿说苏轼坏话。虽然王安石最初对苏轼没有恶感，但时间长了，难免受到影响。而李定母亲去世后，不肯按制服丧，被苏轼写诗指责过，始终怀恨在心。后来，李定从苏轼的诗文中截取字句，诬告苏轼谤讪时政，反对变法，将苏轼入监，制造了著名的“乌台诗案”。

　　陈繁认为，无论有过怎样的误解，无论自己身处何种境遇，这两位名士还是心怀天下，坦荡待人的。宋元丰七年(1084年)，被贬后的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途经南京时，他还是去拜访了王安石。此时王安石已因变法被罢相，蛰居南京8年。《至正金陵新志》记载，苏轼对王安石说：“大兴兵事、大兴牢狱，这是汉唐灭亡的征兆。大宋以仁厚治理天下，就是要革新弊政。而现在，朝廷在西部对西夏用兵，在东南部大兴牢狱之灾。您怎么可以不说一句话，不去制止？”王安石说：“大兴兵事和大兴牢狱都是吕惠卿做的，我已不在朝廷中枢，怎么好乱说？”苏轼说：“您说得对！在朝廷中枢，理当进言尽责，不在则不需进言，这是忠诚于朝廷的通行做法。但朝廷以非常的礼遇对待您，您怎么可以只以一般的忠诚对待朝廷呢？”王安石心中的英雄气蓬勃而出，大声说道：“我一定会进言！”《至正金陵新志》称这一番对谈，为苏轼“经行金陵事迹之最伟者也”。 (记者 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