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1984年日本3000人访华团 那场盛事埋下的“中国种子”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5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日本3000人访华团。这个“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分成近80个团组，是近年来少见的大型访华活动团。这次活动让很多人回想起1984年的一件盛事。当年秋天，3000名日本青年应邀访华。那是中日1972年邦交正常化后的首次大规模交流活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也留下难忘的记忆。时至今日，当年访华的日本人士大多年过半百，那段访华经历带给了他们什么？见证历史变迁的他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环球时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追踪采访。

　　 1. “那是见证历史的时刻，他不能去太好了”，顶替社团一把手访华的大平敏弘回忆1984年的秋天说。

　　7月中下旬的一个清晨，《环球时报》记者从东京抵达香川县高松机场。接机人群中有人高举带“环球时报”字样的牌子，于是记者很轻松地和香川县的议员大平敏弘接上了头——他正是1984年访华的3000名日本人中的一员。让人兴奋的是，大平还带来了他的发小、同为当年访华一员的荻田英俊。荻田开着新买的车来接记者，两人热情地把车开到濑户大桥，让记者一睹其家乡最壮观的风景。

　　记者在一家咖啡馆同大平二人进行了交流。记者了解到，出生于1954年的大平敏弘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子承父业开始务农，后进入香川县联合青年会，几年后当上了副会长。1984年，接到中方的访问邀请后，日本外务省和日中友好协会开始向日本各地分配名额。他们原本打算邀请青年会会长参加，但由于会长有事，副会长大平便顶上了。31年后说起这件事大平仍高兴得合不拢嘴：“那天会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把我高兴坏了，我一口就答应了。那是见证历史的时刻，他不能去太好了。”

　　看起来有些寡言的荻田仿佛一下被拉回到31年前，他回忆起在天安门观看中国国庆35周年阅兵的情景。“中国政府为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旁边特设了观礼台，站在上面看得很清楚”，荻田说，“我记得当时有学生方阵、军人方阵，还有战车、导弹、装甲车等，起码几百辆，我都数不过来了。最后中国女排出现了，那场面，非常壮观、热烈，太难忘了。”

　　对于荻田描述的场景，记者后来在山形县小野寺喜一郎(1984年日本访华团的总团长)的家中看到了。小野寺保留着普通团员没有的珍贵资料，有照片、剪报和一张影碟。“当年两国领导人致完辞后我也讲话了，当时我紧张得不行，都没仔细听他们说了什么。”

　　小野寺给记者放映影碟时已经快晚上11时了，奔波了一整天的记者已感劳顿，但69岁的小野寺却沉浸在回忆中，显得精神抖擞。“快看!你认识吗？”当屏幕上出现两名女子合唱《四季歌》时，小野寺喊了一声，还没等记者回答，他又迫不及待地说：“那是芹洋子和彭丽媛!唱得多好啊!”

　　记者了解到，当年日方3000人回国后各奔东西，除了私下小圈子的交流外，几乎没机会重聚，而1984年的那个秋天正是他们共同的回忆。

　　 2. 31年后的追寻，颇费周章

　　记者联系采访大平等人颇费了一番周章。当年日本青年的访华活动被分成杭州、南京、西安和武汉4条路线，共有政治、经济、文艺等各领域的215个团体。参加者多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年长的出生于1897年，最年幼的是日本歌星芹洋子的女儿，当时年仅两岁。

　　记者先是了解到，当年3000人的详细信息被收录在一本名册中，于是记者致电活动组织单位之一的日中友好协会。对方答复称，3000青年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访华后就解散了，除了一些担任友协理事、顾问的成员外，友协没有持续关注其他人的动向。而那本名册，友协仅有一份纸质版本，多达三四百页。由于记者身处北京，友协的工作人员答应帮忙询问几名至今仍和友协有往来的当年成员。

　　与此同时，记者曾在一个私人场合听某日本人士提及1984年访华经历，谈到“中国的热烈欢迎”和“自己的意气风发”。但再次联系这名人士时，对方以“工作太忙”为由婉拒了采访。

　　还有日本朋友说，日本众议员海江田万里是当年访华的一员，记者立刻给海江田万里发去邮件。他很快回信，遗憾的是，他并不是3000人中的一员。又得知，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和现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的妻子都是当年的团员，但记者先后发送采访邮件都未收到回复。

　　也不都是坏消息。在不断查询中发现，日本青年团协议会顾问小野寺喜一郎曾担任3000人访华团的总团长。记者通过日本青年团协议会联系到小野寺，他接到记者的电话时显得无比兴奋，当即答应接受采访。

　　很多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有写博客的习惯，记者根据一篇博文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香川县三丰市议会议员大平敏弘。但记者两次联系他，接电话的都是他妻子，采访请求遭到拒绝。后来，记者通过大平敏弘工作的三丰市议会联系到他，他很爽快地答应和记者聊聊。

　　日中友协方面也传来好消息，给了记者友协常务理事大薮二朗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大薮并阐明采访意图后，他表示：“我很讨厌记者，记性也不好，如果这也行，你就来吧。”此外，记者还通过友人辗转联系到日中经济协会理事企划调查部长十川美香。

　　 3.有人依然穿梭在中日之间，有人心中留着“中国种子”

　　与十川美香的会面是在东京永田町附近的一幢写字楼里。当时她刚参加完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十川所在的日中经济协会致力于推动日中经贸合作，她的工作就是深入中国，通过和中国政府、企业深度交流磋商，达成一个个具体项目。30多年来，她一直在中日两国间奔波。

　　1984年并不是十川第一次来中国，在1980年至1982年间她曾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和南开大学留学。十川说，当时日本人和中国人穿的用的都不一样，日本人一说话就会“暴露”身份。那时外国人不能随便走，如果跨省需要去学校外事办公室申请办理“旅行证”，写清楚几号到几号去哪里？干什么？对于1984年重回中国，十川说，她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民开始脱掉色彩暗淡的‘人民服’，整个国家生机勃勃，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改变国家、改变个人生活的期待!”

　　巧合的是，7月下旬记者奔赴大阪采访大薮二朗时，他也刚从中国归来。大薮是位典型的大阪老人，笑呵呵的。正如他邮件里所说的，他记性不好，记者希望他讲讲当年的情况，他总直言不讳地说“忘了”。但他没有像他说的那么讨厌记者，不仅请记者吃饭，还带记者去逛了大阪著名的天满宫。

　　大薮现在在大阪经营一所语言学校，里面9成学生来自中国。他们先在那里学日语，然后参加日本的入学考试。每当有学生考取东大、早大这样的高等学府时，大薮都会发自内心地高兴。

　　和十川、大薮相似，小野寺喜一郎所从事的也跟中国有关。带领日本大学生访华，接待访日的中国学生，以及深入两国大学校园组织交流活动，都是他的分内之事，他因此常穿梭在中日之间。

　　身为议员的大平敏弘主要着力于家乡三丰市的发展。1984年以后，他去过几次中国，虽不是很频繁，仍留下另一段记忆。那是2007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200余名1984年访华的团员及其家属访问北京、上海以及兰州等地，大平出席了，并保留了一张珍贵的百人合影。“中国的变化太大了，1984年中国还没有义务教育，不通过翻译根本无法和当地人沟通，现在会说地道日语的中国人真多!”大平感叹道。

　　荻田稍显特殊，因为1984年是他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来中国。访华后，荻田回到他所在的四国电力公司，工作至今。荻田对记者说，“这30多年我再也没去过中国，但我一直关注中国。我接待中国来的考察团，让中国留学生住在我家体验生活，这是我的方式。中国是埋在我心中的一颗种子。”荻田说，自从上海直飞高松的航线开通后，他一直琢磨着，等退休了要带妻子到中国看看。

　　 4.他们怎么看日本被中国赶超的现实？

　　翻看当年材料时发现，多数日本团体在写访华目的时都会提到“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帮助中国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实地考察中国提出难题解决方案”“援助发展中国家”“支援中国的日语教学工作”等内容。在1984年，国民平均月收入不到百元的中国毫无疑问是日本帮助和支援的对象。直到2008年，日本政府终止对华有偿援助。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日中国家实力的反转，这些见证中国巨变的人士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小野寺喜一郎的说法比较典型。他说，中国人口众多且地大物博，GDP超过日本实属正常。可能有的日本人会因此感到悲观，但多数日本人并非不能接受这种转变，因为恰恰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才给日本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巨大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日关系就逐渐从“援助与被援助”向“商务合作”转型，中国大陆开始出现中日合资企业，也为低迷的日本经济注入活力。

　　荻田认为，日本未来的发展还是应该“以人取胜”，钻研技术，做好只有日本人才能做的事。日本人不爱跳槽，可以理解为安于现状，但正因为如此才能在本职工作上深耕。如果能把日本的“匠人精神”和中国的“巨大市场”完美结合，对两国都有好处。

　　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至今43年，其间有“蜜月期”，也经历过“冰冻期”。十川美香说，由于工作关系，她这些年经常和中国方面打交道。“这其中肯定不会只有高兴的事情，也有不少摩擦，但正是在不断面临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双方逐渐建立了信赖关系。”十川说，政府之间也是一样，追问两国关系到底因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同时，把这当成一个新起点，想办法去修复改善才是解决办法。

　　“去年11月和今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会晤，我认为这是中日关系开始回暖的一个信号。”十川美香认为，“不断改革，不断挑战”是中国人很了不起的地方，希望通过中日间的经济交流，让双方都能拥有改革意识。【本报赴日本特派记者邢晓婧】

　　原标题：追踪1984年日本3000人访华团那场盛事埋下的“中国种子”

　　稿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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