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能否减震企稳？
2015年的中日关系呈现“低潮波动”的特点。两国领导人继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期间会晤后，4月在印尼亚非峰会期间再度会面。5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两国关系气氛进一步改善。进入下半年，受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新安保法及二战70周年之际“安倍谈话”的冲击，中日关系再度下行，11月两国总理借中日韩首尔峰会之际实现会谈后又有回升。
2016年，中日关系将延续两面性、阶段性发展的总体特征，竞合、博弈同步深化。中国经济将继续呈现竞争优势，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中日综合力量对比进一步拉开。而安倍政府要“恢复强大日本”的势头也将有增无减。实力、政策、心态等因素综合作用之下，中日关系的战略张力、博弈烈度有增无减，特别是今年面对一系列重要事件与节点的考验，震荡幅度可能有所加大。能否有效管控分歧、推动关系企稳进而深化务实合作，成为决定中日关系后续发展的关键。
日本内政影响对华姿态
今年7月日本将举行第24届参议院选举，率领自民党赢得这场选举，将是整个上半年安倍内政外交政策的着眼点。经济民生对选情的影响最大最直接，也是安倍心中最没底的一个方面。去年第二季度开始，日本经济连续两季负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安倍经济学”短期效果消耗殆尽，而长期效果如何尚缺乏充分体现。
为避免刺激民众、让“反安保”再起高潮，安倍政府还决定暂时推迟新安保法相关举措的实施。新安保法将在3月生效并实施，但在政府近日编制的2016年度预算案中并未予以体现。原计划要赶在3月底之前配合新安保法落地、旨在扩大日美军事合作范围的《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的修订也被推迟。安倍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保参议院选举。
安倍对参议院选举志在必得，动力来源于“长期稳定执政”的目标。同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届时安倍只要判断形势有利，即可能动用首相权限、提前解散众议院、与参议院一起搞“双选举”。而如若自民党经过“双选举”在众参两院均获得足够优势，那将意味着今后三年安倍再也用不着问政于民，高调落实新安保法、尝试正面修宪的通道将由此打开。2016年是《日本国宪法》颁布70周年，安倍很想“给个说法”。从“内政驱动”角度看，今年安倍外交将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上半年将保持低调、“隐忍”姿态，包括低调落实新安保法，而下半年将视参议院选举结果而动。这一基本走向，将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态势与节奏。
“雷区”震荡危险不能排除
2016年中日关系面临几大“雷区”，再度剧烈震荡的危险不能排除。日本介入南海是其中之一。日本增加在南海的活动势在必然，包括以训练、联合军演等各种名目进入南海。除继续与美、澳以及菲、越等南海声索国开展联合军演外，日本还将以扩大“2+2”会议机制、转让二手装备等方式强化与东盟国家关系。
以台湾地区领导人换马为契机，日本是否图谋对台发展实质性关系，是中日关系的另一“雷区”。自台海两岸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事故以来，日方已采取多项举措强化对台经济、贸易投资合作，下一步会否向政治、安全领域拓展？安倍胞弟、外务副大臣岸信夫一直暗中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台湾民进党候选人去年9月曾提出“致力于减缓区域紧张”、推动“新南向政策”等主张，这与日本的战略布局在思路与区域方向上高度契合。
中日在国际多边场合的博弈也将有增无减。安倍政府将充分利用为期两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为“争常”而打拼。经过2005年冲刺挫败后，日本对联合国外交更趋现实，不求毕其功于一役，更倾向于将联合国作为展开公共外交、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平台。此外，安倍政府把5月主办七国集团峰会视为对内展示外交成果、在国际反恐与确立“海洋法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良机。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之年，而世界经济形势预计持续低迷、复苏乏力，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政治社会总体稳定、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任务艰巨，确保国际、周边环境与主要对外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尤为重要。从中日关系看，加强互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带动自身发展是双方的共同需求，符合彼此利益，关键是如何化为现实、体现于政策。
中日互利合作空间广阔，包括节能环保产业和技术领域、少子老龄化的应对等社会经济领域，也包括地区多边视域下的双边合作以及中国主体框架下的第三方合作等等。而结合上述分析，今年上半年将面临一个为时不长的机遇窗口期。今年安倍外交安全政策仍将呈现两面性特点，既谋划海上牵制，又争取经济合作。5月，日本将主办中日韩峰会，谋求在推动三国自贸协定谈判等方面取得进展。面对安倍，中国应当采取抑制加利用的基本政策，通过推动务实合作，为中日关系的后续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从历史宏观看，中日关系现处于探索构建新平衡的过程之中，敏感、复杂、脆弱。中国尤其需要强化引领意识与主动作为，更加注重对关系的先行设计、环境塑造与互动规范，真正掌握主导权。实现稳中求进，需要辩证处理“稳”与“进”的关系。稳定为进取所必需，但又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万事俱备，而需要以合作实践逐渐“锚定”关系、最终实现二者良性循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杨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