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盏照亮中国的马灯 ——献给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召开80周年

14.01.2015  14:20

生活中有好多好多会议/都可以省略/但这个会议万万不可……/开会原本是路途之上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有些弄不清楚/哪个会议的意义/能够是又深又远/因为意义这个东西/要事后很久很久/才能知道。

——一位诗人写在遵义·代题记

(一)

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那晚缓缓移出一袭微弱的灯光。那是一盏马灯。它的主人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

此时已是深夜,黑暗无光的村落足以说明大多数人已进入了深度的睡眠。而面容清瘦,满身烟味的毛泽东却沿着村头这条几乎消失于茫茫暗夜的无名小路,若有所思而又无比坚定地向前行走着。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山村小道,谁也想不到,在那盏马灯伴随着那个身影在那个夜晚走过之后,这条小道就和未来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如果算一下日子,那天是1935年的3月10日。对于毛泽东来说,进入贵州的这些日子太不平静。将近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一个月前,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的著名扎西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而几个小时前,在这个叫做苟坝的小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苟坝会议)上,与会者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的作战计划,他提出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他没想到,这个建议却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而且会议还通过急转直下的表决,作出了取消他刚刚就任不到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夜色渐浓,毛泽东心潮翻滚,红军的命运在脑海里激荡。在他看来,今天的高级军事会议,虽然不能说是犯了个低级错误,但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之黔军的决议,起码是过于仓促,过于武断了。他完全能够理解红军指战员一心要扩大战果、渴望战斗的心情。甚至,他也赞同有些领导人的考虑,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华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轻而易举地忽视了。一方面,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大家心气很高,但综合力量比较疲惫,而且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而且各方援军就近机动,召之即来。就是在这种极不对称的情况下,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万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制订了详尽的作战方案。在由20多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与会者就打与不打争执不下,会议时间一拖再拖。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会议非但没有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还举手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而且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毛泽东觉得,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以卵击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忧思忡忡。必须即刻上路,去找周恩来进行最后的说服,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此时理解他的可能只有这盏马灯!

(二)

一盏昏黄的马灯,带着坚定的理念,领着被视为异端的提议,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动。那是新中国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灰暗的日子。好在,手里的马灯还亮着。

在那条仅仅两公里长的乡间小路上,不知毛泽东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艰难。这正如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泥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但救亡图存的信念始终如青春的脉搏从未停息地跳动着。也正如毛泽东本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一样,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坚持,在挫折困难中咬牙挺住,在失败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继续前行。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86000多人,分别自瑞金等地出发,“战略转移去远方”。继而,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一路狂飙突进,缕缕的希望燃烧着战斗的激情,可喜的胜利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只有37000人的有生力量,约有49000多个鲜活的生命血洒沃土、长眠大地,永远成了革命的根须。

遵义战役之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调集其滇、川、黔各部,摆兵布阵,把刚刚在胜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红军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围圈之中。而当时的红军将领,无论是领导能力还是决策方式,都与战局和形势的变化不相适应。军事“三人组”时期,李德、博古专权,政治局不讨论重大军事决策,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中屡有失误、屡遭失败。遵义会议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但情况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队伍往往是白天行军、晚上研究重大问题,20多人的会议七嘴八舌、枝蔓横生,有时争论不休,有时议而不决,耗费精力、贻误战机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