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谈新作：写不下去的时候张艺谋启发了我

　　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美女作家严歌苓又出新书了。

　　很多人认识严歌苓，是从《金陵十三钗》开始的。影视剧对于文学作品知名度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严歌苓的小说多次被国内导演看中，搬上荧幕，这部新长篇小说《床畔》也不例外，据说书还没出版，且在男主人公是植物人的情况下，已经有多家影视公司争夺影视版权。

　　严歌苓一贯花“笨功夫”写作，这部小说经过三次颠覆，数次修改，从提笔到出版竟花了20年时间。她讲述了一个奇特的爱情故事，一个叫万红的女护士与植物人之间的故事，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

　　近日，记者与严歌苓对话，她说，小说最后的校对稿，她是含着泪完成的，“我非常爱万红。”

　　 写不下去的时候张艺谋启发了我

　　山西晚报：这部小说在《收获》上发表时名字是《护士万红》，现在正式出版为何改成了《床畔》？

　　严歌苓：《床畔》的意思比较朦胧，容易激起读者的想象。后来我就后悔了，我觉得《护士万红》更加朴素、直白，很像是我的小说的名字。(严歌苓小说名多为人物名称，比如《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

　　山西晚报：这部小说中最难的恐怕是写植物人了，植物人和人交流时的细微和微妙的东西，这很难把握。

　　严歌苓：是的，关于植物人，我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资料，还打电话问了我最好的女朋友，她过去是军中创作员，而且曾经是一个护士，懂得对植物人的护理技术。我自己对这个小说心理的期待值很高，写不出那个感觉，我就一直不能够放弃，所以写了三遍。

　　山西晚报：您怎么会想到要写一个植物人呢，他躺在那儿不动不说话。

　　严歌苓：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像幽灵一样不散，追着我，要让我写出来。

　　我在成都军区当舞蹈演员时，了解了一个兵种，铁道兵。和平时代的军人在铁道兵部队，经历的牺牲和伤残几乎等同于战争。“老铁”是铁道兵战士给自己的自豪而自嘲的称呼，也是其他兵种(比如野战军)给予他们的略带戏谑和轻蔑的称呼。山路狭窄，两辆军车相会时，一旦认出老铁的车号，人们会避让。因为大家知道老铁野，脾气冲，闹起来最不怕死。记得一场重要演出场地是露天的，舞台上的大幕一拉开，台下满坑满谷的光头，以及被日晒塑出的几乎一模一样的黝黑面孔，原来看似无人区的大山里，有这么多年轻的老铁在挖隧道！

　　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任到北京铁道兵总部的创作组，成为兵部最年轻的一名专业创作员。我发现老铁的生活比我想象中更加艰苦，他们不仅要到最艰苦、没有路的地方去，而且很多年驻扎在一个地方修铁路，见不到一个女人。记得那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女孩子们去铁路兵部队演出，被一位铁路兵偷看了，大家兴师动众地抓这个人。让我感觉他们在心灵、情感以及身体上都非常苦。

　　后来我离开部队去了美国，可是老铁的生活不断地回到我的脑海里，可能这个故事和我有缘分吧，我决定写出来。

　　山西晚报：既然是这么有感触的故事，为什么写作拖了20年？

　　严歌苓：我对这部作品有很高的期望值，一遍一遍写，总想达到自己的期望值。

　　一部难得的作品一定要写到最好，不然就会轻易把一种思想、一种情感浪费了。我写不下去的小说不少。过几年我会翻出来看看，看我是否仍然有激情将其完成。这部小说就被我多次翻出来，读着读着，激情会再次燃烧起来。我拖着这部小说的手稿从美国到非洲，从非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欧洲。

　　写第二稿的时候，正在筹备拍《金陵十三钗》，我就和张艺谋导演讨论，他建议我不要用两个人物视角来写作，他说这个植物人是否活着、是否像一般人一样活着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女孩子相信他活着。这样的点使我非常受启发，我又重写了。

　　但是重写后，感觉还是不好，又搁下了。直到最后，我的朋友谢不周(北京知书文化传媒董事长)跟我约稿，我说好吧，我再重写一遍。她催我赶快交稿，我这个人把谁的话都当令箭，没什么拖延症。我写电影剧本，交稿时间我不会拖延一天，基本说到做到，太认真了。她这么一催，我不能反反复复地想是否跟期望值一样高，所以我就上路了。

　　现在的这部小说，是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构思，重新写作的。这距离我当初跟父亲探讨它的雏形，已经是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如今父亲已经过世，最终也没有机会阅读这部休克了多年终于活过来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