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仗可禁、酒驾可治，吸烟不可控？

　　张雪花

　　今年，上海人过了一个安静干净的春节。据上海市公安局2月13日发布的数据，自除夕至正月初六，上海外环以内区域烟花爆竹基本无燃放。

　　这得益于上海“禁燃令”的实施。去年底出台、今年1月1日施行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明确上海外环以内区域禁放烟花爆竹。自然，条例的出台只是第一步，禁令落在实处，更在于综合治理方式的探索与努力。非法燃放行为进入征信系统，购买烟花爆竹实名登记，减少销售许可证从源头防控，警社联动组织30万志愿者劝阻巡查，同时设置“礼品换烟花爆竹”回收点，提供电子爆竹……为使禁令“落地”，上海密织管控网，打出“组合拳”，疏堵结合，可以说是基层治理的一次大考。

　　诚然，禁燃令的有效实施并不容易，其背后有科学执法的探索，也有社会共治的考量，对于一些基层治理难题的破解或有借鉴。比如控烟，与上海禁燃令有效实施、酒驾获得有效遏制形成对照的是，各地控烟态势境地尴尬。

　　吸烟的危害无须多言。在时人越来越注重健康的今天，在公共场所禁烟，使人们免受吸烟、特别是“二手烟”的危害，应势应时。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近年来各地的控烟令一道接一道，执行效果却不甚理想，不少禁令沦为一纸空文，一些“史上最严”也未能幸免。

　　其中原因是多层面的，最重要的大约在于，一禁令操作性不够强，执法难以到位，“九龙治水水不治”，二惩处力度不够大，方式单一。据报道，新加坡违规吸烟最高可处1000新元的罚款，阻挠禁烟令执行可被判监禁6个月甚至两者并罚。反观我国各地违规成本普遍过低。

　　如果说在春节禁燃烟花是否一刀切的问题上，舆论还有不少对于环保之于年味的考量，那么在公共场所控烟的问题上，显然已没有太多争议的空间。上海禁燃令的实施，或许为控烟局面的进一步改善打开了一扇窗。不断探索改善公共治理方式，提升综合治理能力，一切难题都有破解的路径与希望。

　　期待控烟能像治理酒驾、禁放炮仗一样，动真格，发猛力，收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