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医大校友凤仪萍教授 14岁被掳到日本挖煤一年

　　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医科大学校友、现居广州的凤仪萍教授给母校寄来一沓材料，其中一册《北海道角田矿“共荣寮”遇难同胞人名簿》复印件引人关注。 

　　70年前，年仅14岁的凤仪萍被日军从上海老家掳去日本北海道一座煤矿做劳工。他死里逃生回国发奋考上大学，成为泌尿外科专家。  “生死簿”的记录，成为他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 

　　通讯员  陈思宇  陈亚新 

　　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  于英杰 

　　去复旦途中被掳去日本煤矿  “每过一小时就像熬了一整年” 

　　1944年8月，14岁的凤仪萍刚上初二，那天他从上海浦东南汇县横沔镇家中出发，到复旦去找一位老师，没想到遇上日本兵，被抓到虹口一个集中营。 

　　“老老少少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是我。”10多天后，他们300人被押上一艘船驶往日本。海上颠簸一个月，2名同胞不幸病死，船在日本门司港靠岸。“我们又被押上火车，中间也不知经过多少次兜转，才抵达北海道夕张县栗山町的角田煤矿。” 

　　那是地狱般的日子。凤仪萍和难友们每天早上4点多被赶起床，带着矿灯、工具、木饭盒进矿，在狭窄的坑道中打眼、放炮、挖煤。烟尘未散就进去装斗车，晚上11点日本工头检查，合格后才能爬出矿井。“我回国十几年后，有时还能咳出黑色的带煤粉的痰。后来我学医了，想来自己都害怕。”　

　　中国劳工住的叫“共荣寮”，但大家更愿用日语谐音称其为“苦难寮”。日本工头凶狠，劳工们动作稍慢立即招来毒打，凤仪萍说，每次下矿井，都不知能不能活着爬出来，“那时觉得每过一个小时，都像是熬过一年。说是煤矿，其实比地狱还残酷。” 

　　曾用罢工反抗遭到疯狂报复  “我曾想自杀但被工友们救下” 

　　管理“共荣寮”的寮长是原关东军受伤军曹，叫小田岛。为了便于管理，他们给中国劳工一一标上编号，凤仪萍是41号。他幸存后带出的“生死簿”上记录的编号，就来源于此。在凤仪萍印象中，小田岛和他的手下监工凶残异常，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打死或逼死一名中国劳工。小本子上，有的中国劳工姓名后面标注着日期，那就是他们遇害的时间。 

　　凤仪萍最难忘的是同胞193号侯林生的遭遇：“他带伤下井，惨遭日本监工毒打。监工用钉锤朝他雨点般敲打，脑浆迸射，鲜血直淌……那天是1945年3月28日。”　

　　中国劳工曾用罢工来反抗日本人的暴行，但失败了并遭到疯狂报复。“日本工头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拖进矿井里，给我们断粮。”由于饥饿、寒冷、劳累、惊吓，以及残酷的毒打，4名中国劳工上吊自杀；还有几十名先后病死、饿死。 

　　凤仪萍还与其他4名工友实施逃跑计划，趁监工不注意跑进北海道的深山躲了7天，不幸被抓回。“冰天雪地里，我们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失去知觉。” 

　　“我盼望回到家人身边，可遥遥无期，我想到了自杀。”但被工友及时救下。大家劝我说：“这里面就你最小，你一定要活下去，把我们这里的苦难告诉国人！” 

　　两名新四军暗记中国劳工生死  “他们被害后我接着记录” 

　　凤仪萍说，劳工中有两位小学的教书先生，他们是“生死簿”上的70号费铎、71号山耀良。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新四军，执行任务时被抓进集中营。他们用一个小本子悄悄记下死亡的同胞。 

　　“小本子100毫米宽、150毫米长，跟手掌差不多大，有40页厚，藏在工棚一个木板的夹缝中。”凤仪萍说，两位老师叮嘱我，假如有一天能回国，一定要把这个生死记录名单带回，向全世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把我们抓到地狱去的。可不幸的是，此后不久两位先生惨死。其中，费铎死于因组织罢工失败而招致的毒打，山耀良死于瓦斯爆炸引起的坑道塌方。“费铎老师遭受虐打后，被悬空吊在布告栏边长达七天，‘杀鸡儆猴’，把他活活在雪地中冻死、饿死的。” 

　　“他们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小本子。”凤仪萍接下两位先生的工作，偷偷记录一位又一位惨死同胞。到1945年10月回国时，小本子上已经记下98位死难同胞的姓名、住址、死因和编号。 

　　曙光终于到来。1945年9月15日，中国劳工接到通知，不用下矿，在工棚等着。上午9点，大家到小广场集合。眼前是一个美国兵：“你们不知道日本投降了吗？” 

　　“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大家一起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凤仪萍老人流泪说，11月3日，船到上海吴淞口岸，大家都失声痛哭。 

　　年年悼念他们，是我的责任  “98名同胞姓名是最沉重记忆！” 

　　离开北海道时，凤仪萍将“生死簿”揣进怀里带回。被掳做劳工的300人，一年下来被打死、饿死、病死、逼死1/3。每每回忆至此，他禁不住泪流满面。“生死簿”上的记录，就是这段历史的缩影。 

　　再次踏进家门时，凤仪萍见到瘦得只剩40多斤的母亲，因思念担忧儿子病在床上，已经意识模糊。凤仪萍发奋读书，1949年考上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改名‘凤仪萍’，取自‘凤凰来仪，萍水漂浮’之意。”毕业后的他在南京工作多年，直到1987年受聘定居于羊城。那本“生死记录簿”一直相伴左右，上面记着多名江苏的劳工，比如家在南京市复兴路的潘建华，无锡的袁祥泰，淮安的同治等人。 

　　“这是日本鬼子的罪证，记录着我98位死难同胞！”虽然历经文革磨难，中间颠沛流离，凤仪萍依然珍藏这份“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作为国内著名的泌尿系统高级专家，他仍不忘责任，从一名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变成了历史的证人。1990年起，凤仪萍多次去日本，向日本民众和媒体讲述被掳中国劳工的历史。后来，他把小本子捐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希望世人“牢记历史，发奋自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医大孟国祥教授说，“生死簿”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凤仪萍老人坚持为历史作证，值得世人敬仰。“只要我还能动，我就去悼念他们，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去告诉他们，祖国强大了，同胞们安息吧！”凤仪萍老人抚摸着小本子说。